●民主，极权

“我认为纳粹主义在民主内部的存活比反对民主的法西斯倾向的存活更有潜在的威胁性。”（阿多诺：《同过去妥协意味着什么？》）在伊拉克硝烟未散的今天，阅读阿多诺对极权主义的深刻论述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民主国家的舆论一律与媒体共识，看到了一个民主国家需要极权国家去反对它狂妄愚劣的屠杀式霸权，不管是不是出自对它输出民主的恐惧。不同制度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了同样的谎言和压制。

阿多诺对那个曾经庇护过他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极权制度的妥协。恰恰相反，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极权潜质来自阿多诺对现代性的深刻洞察，这种洞察穿越了具体制度形态的遮蔽。正是纳粹主义曾经给予的切肤之痛使阿多诺对任何极权因素都带有超人的敏锐观察。

阿多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要害。一个沉溺于文化工业所提供的虚假幸福中的文明是畸形的，这样的文明滋养了最简单的、可怖的历史二元论。被意识形态笼罩和驱动的资本主义文明将经由幻觉化的好莱坞大片体验到真实历史中的幻觉。

●否定，批判，反讽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阿多诺看到了社会历史中的反讽。反讽作为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瓦解，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在《否定的辩证法》序论的末尾，阿多诺告诉我们：修辞因素在辩证法里是站在内容这一边的，因为形式的、逻辑的困境正是辩证法的要义。

“否定之否定不是肯定”无疑是阿多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虽然阿多诺在他的早期著作《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中甚至没有提到克氏的《论反讽概念》，但克尔凯郭尔的“无限否定”的反讽观念无疑渗入了阿多诺的理论血液中。阿多诺的永恒无终结的否定内涵便是主体对反讽的不断认知。那是一种对绝对主体的持续怀疑。

可悲的是，当代历史所不断重复的悲剧，都起源于主体对自身的无限确信，对主体拥有的某种观念的绝对信仰。否定就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不断除蔽、除幻，一种不断揭除面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的自我否定是它向自我确立方向迈进的唯一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事物中揭示与其自身相悖的那一面，我们就只能受制于僵化的抽象性，并且把这种压制当作世界的本来秩序。否定作为一种反讽式的自我意识，是社会批判的哲学基础；因为批判从来就不是绝对主体对外在事物的简单责难，而恰恰是一种修辞化的认识手段，是辩证法的卓越体现，它看到了一切事物成为其“本质”的他物。

●启蒙

启蒙是另一个深刻的反讽。所谓反讽，就是在自身中包含了反对自身或者游移于自身的东西。启蒙试图从神话中解脱出来，却成为一个自身堕入神话的过程。当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就走向了它目标的反面，走向了它所企图反对的：进步意味着退化，自由意味着控制。这是现代性之中蕴涵的前现代性。启蒙变成了对大众的欺骗，变成了自我意识的枷锁，阻碍了自律的、独立的个体发展。

对启蒙的尖锐指控至今仍然具有警醒的力量：人对自然的技术和理性控制，来自对主体的过度自信，结果是对自身的压制。启蒙的危险来自它的规范化、秩序化的宏大图式。这个观念当然极大地影响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启蒙的宏大叙事作为现代性的话语基础，典型地体现了总体化理论在华丽外观下的恐怖潜质。东西方的现代历史都证实了阿多诺的洞见：一种启蒙主义的绝对话语一旦成为主流的律令，它所蕴涵的进步意义便是空洞的允诺，因为它自身已经是蒙昧。以启蒙者姿态来训导的绝对话语必然带来压抑性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