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一性，总体性

阿多诺是最早看到异质性的伦理价值的哲学家之一。异质的具体事物在与概念化的同一性的碰撞中超越了同一性的束缚，以辩证的方式揭示出世界的永恒矛盾。现代性及其社会体制对异质事物的压制，现代性所赖以生存的形而上理性基础，是阿多诺毕生作战的对象。

正如纳粹德国的理论权威卡尔·施密特所骄傲地宣称的，没有对同一性的要求，那个总体化的元首国家一天也无法存活。20世纪东西方极权制度所借以存活的基础都是对总体化秩序的绝对依赖。“体系的一致行将崩溃”，“整体是虚假的”，阿多诺的这些格言直接指向黑格尔的理论大厦，因为阿多诺敏锐地看到了总体化理论的极权本质。在黑格尔那里，一致性将被最终扬弃掉，综合成为世界历史的终极，或更确切地说，是终结（也就是纳粹的“最终解决”）。阿多诺对现代性总体化规划的攻讦,为后现代理论开了先河。

作为一个哲学家，阿多诺却坚决反对第一哲学和概念化。对他来说，真正的哲学是否定自身的：“否定的本体论就是对本体论的否定。”正是哲学家阿多诺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理论概念中的非概念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也就是概念中与自身不相符合的因素。任何一种最微小的不协调因素都能把总体性所想象出来的同一性否决掉。也就是说，完美体系的疯狂增长是对具体的弱小事物的巨大威胁。而后者则是那些顽强的、不屈服的感性生命，永远不可能被清除；相反，它们的每一个都是解除同一性魔法的客观因素。

非同一性，或永恒的否定，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于概念与事物之间，存在于思维与现实之间，存在于抽象与具体之间，存在于逻辑与过程之间。多义和复杂在阿多诺那里成为解除一体化的概念的内在动力。

●奥斯威辛

对于犹太人阿多诺来说，族群记忆是个人记忆的一部分。受到纳粹德国的威胁而不得不远离国土流亡北美的经历，虽然不是集中营的直接体验，却同样铭刻了那段历史的惨痛。奥斯威辛是宏大的哲学话语的截然断裂，是理性的失声，是对一切以往观念的处决。

然而，记忆的涌入也意味着失忆的开始。奥斯威辛是一个切断历史的、失忆性的符号。屠犹，这个令人无法通过回忆来逼视的事件，终结了一切完整的、知性的叙述。奥斯威辛之后的“野蛮”，是把形而上的问题归结为肉身的问题：阿多诺把这个可怜的、非美学化身体看作是对海德格尔的本真性存在的巨大讽刺。在国家社会党人海德格尔的哲学“行话”里，真正的痛楚消失了。

但是我们有了保尔·策兰的诗，有了埃利·威塞尔的小说，有了克劳德·兰兹曼的电影《SHOAH》。写实主义的再现更加失效，因为面临奥斯威辛便是面临着一种“崇高”的恐惧，它使你丧失了描述的能力，正如一次强烈的地震连同测量地震的仪器都一同摧毁了（这个比喻是利奥塔的：作为阿多诺在20世纪后期的承继者，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无疑比现代主义者哈贝马斯更坚定地弘扬了阿多诺的思想）。

阿多诺在二战结束回到德国后，提醒战后的德国人，不要把灾难当成那种业已被埋葬的东西，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在过去。真正的灾难不是我们能够完整地把握并且置之脑后的。对灾难的透析将是我们不懈的任务。这对于在20世纪经历了诸多历史灾难的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来说都是极为深刻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