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北京大学 郭锡 良

1 9 8 0 年 1 o 月在武汉召开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吕叔湘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把我国

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学术报告，发表在《中国语文}1 9 8 1 年第 1 期。报告讨论了推动我国

语言科学前进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即“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

和专 的关系"。

在报告中吕先生说“：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从明朝末年

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有两种

偏向"“：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

问"“，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吕

先生指出：这两种偏向必须克服，中西必须结合“，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

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第二个问题是“虚和实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事例的关系’。

吕先生在四个关系中为这个问题花的笔墨最多，他讨论了“理论从哪里来"“、如何对待前人

的理论"“、理论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以及如何进行“观察、调查、实验’等多方面的问题。

吕先生肯定了“理论从事例中来"(也可以说是“材料决定理论")；肯定了“科学成果是积累起

来的"“，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辩证地论述了“理论和事实’的关系，举了一个“散钱"和

“钱串子’的故事，肯定了“散钱’的用处：最后强调了“观察、调查、实验’的重要性。第三个问

题是“动和静的关系，指的是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吕先生指出“：静态研究很重要，

是根本’；而“语言的动态研究"的三个方面——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数理语言学——同样

重要，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第四个问题是“通和专的关系’，这是从培养语言

研究队伍来讨论问题的。吕先生批评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的教学体制，对“分工越来越细’

的情况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在外国大学里边，教师一般要能教四五门课"“；我们这里

则是以一人一门为常’。“我教古代，你教现代，他教理论；我教语音，你教语法，他教方言。"

这样“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思路狭窄，不利于进步’。

吕先生的报告是把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对西学东渐以来学科如何发展所积累的共识作

了一个总结。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王力先生写过两篇有关我国语言科学发展的重要论

文《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分别发表在《中国语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 11

文)1 9 5 7 年 3 月号和 1 9 6 2 年 1 o 月号上。王力先生在两篇文章中都提倡融会中西，贯通古

今；吕先生报告中所谈到的前三个关系，这两篇文章也都涉及了，后一个“通与专的关系’王

力先生在《谈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中也有论述。他说“：‘博，是指有广博的知识，‘专，是指在

小范围内深入。研究要专，学习要博，博是专的基础。"《( 王力文集>---十卷，3 1 8 页)对比两

位先生的观点，他们是多么一致或相近啊! 在这些关系的处理上，不但王吕观点相近，还有

罗常培先生、丁声树先生、季羡林先生、朱德熙先生、李荣先生等一大批前辈学者，他们也都

是看法相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吕先生的报告代表了不少老一代语言学家的共

识，也可以说它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所遵循的指导思想。

如何看待这一指导思想呢? 学术界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有的人把上个世纪我国

引进西方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比较语言学看做少数人的事，甚至把成绩记在自己的

账上；同时斥责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扬言这个不懂历史比较法，那个也不懂历史比较

法，乃至抹杀半个世纪以来内地整个语言学研究的成绩。这是出自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可是

国内却仍有人甘做这种论调的应声虫。季羡林先生说“：倘若再从中西文化碰撞这个角度来

看，西方文化，包括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于算不上文化，都如汹涌的怒涛一般，冲人中国，一

往无前，势不可挡。中国仿佛成了一片空虚，哪里还谈到什么碰撞 ! 中国一部分人又犯了一

窝蜂的老毛病，凡外皆佳，是华必劣，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其虔诚胜于朝山进香。鲁迅是主

张‘拿来主义，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这种‘拿来，的情况，一定会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

奈何。反观西方，一般人仍以‘天之骄子，自命，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多少年来，我张皇‘送

去主义，，我自认是有道理的。’《( 2 o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1 4 页)季先生这段话难道不值

得我们深思吗? 因此，如何对待吕先生说的四个关系，这是必须分辨清楚的大问题。

吕先生说得好“，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中和外的关系"只能是中西结合，

照搬西方的一套“，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大家知道：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把

王(王引之)俞(俞樾)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梁

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中西结合的；高本汉的古音构拟是在清代古音学家研究

的基础上用音标来说明古音的系统，这也是中西结合的。在理论和材料(事例)的关系上，吕

先生强调“理论从事例中来’，散钱比钱串子有用，容易被人误会是轻视理论，其实不然；吕先

生肯定了“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要综合参考这些理论来观察语言现象，进而“摆事实，

讲道理’，得出新的结论，从而也可以上升为新理论。吕先生反对的是空谈理论而不愿意进

行观察和实验的学风，不赞同“喜欢搞理论"而不积极探索具体语言的系统及其变化规律。

在“动和静的关系’上吕先生提出语言的应用研究和语言的本体研究同样重要，应该互相尊

重、互相促进。由于能正确对待这三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语言学科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

正确的；因此，2 o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明显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内

地语言学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不容抹杀。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 1 9 世纪末就已孕育，切音字运动冲击着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的藩

1 2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篱《，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河。甲骨文出土为“古文字学"新学科提

供了物质条件。“五四"白话文运动催生了现代汉语语法学，2 o 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欧美的

学生带回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催动了三四十年代汉语语法学、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

学的发展，也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开拓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和推广为清末以来的切音字运

动作了总结，它对普及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对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影响巨大，虽不无可议之

处，但是首先无疑应该给予肯定。还应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研究虽然也受

到了“左"的影响，但是由于它跟政治离得较远，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此取得的成绩也较

多。下面作个粗略的回顾：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历时语言学的研究登上

了一个新台阶。丁声树先生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陆志韦先生等的《汉语的构词法》的

出版以及汉语词类问题、汉语主语宾语问题、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汉语语

法研究工作，为后来汉语语法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显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思想方法

受到了中国语言学家的重视。在袁家骅先生指导下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编辑出版

的《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是对全国方言普查成果的小结；丁声树先生、李荣先生

等执笔的《昌黎方言志》是在全面、深人调查基础上具有创新、提高性质的方言志样板。

这些都是我国语言学工作者把西方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同我国

的语言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我不知道，那些抹杀内地语言学研究成绩的人是闭目塞听呢，还

是盲 目无知? 居然认为内地学人对西方语言学一无所知。其实，当时中国虽然由于外遭封

锁、内存闭塞，使我们对西方语言学的新进展所知甚少，但是我们对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的

信念却没有动摇。上世纪 6 o 年代初全国文科教材会议，议定了四部西方语言学名著作为语

言学理论课程的主要参考书，它们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

萨丕尔的《语言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提议并参与决定的主要学者就是王力、丁声

树、吕叔湘三位先生。萨丕尔的《语言论》已经有人翻译，1 9 6 4 年出版；其他三部著作我们落

实了翻译力量，1 9 6 5 年翻译初稿都已完成，由于“文革"动乱的爆发，8 o 年代才得以出版。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语言学迎来了全面繁荣时期。多方面的成绩，我们用不着一一缕

述，只需择要作一说明。先说语法，上世纪 8 o 年代以来，语法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较大进

展。这里只举两点：一是现代汉语的句法分析方法已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有层次分析

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二是汉语语法的历时研究

蓬勃开展了专题语法研究、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这些方面的专著都不少，论文恐

怕更是以千计。再说词汇，词汇研究的广度、深度也是有进展的。义素分析法被广泛引入词

义分析中，同义词、同源词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这方面受人注目的

成果。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先后任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辞书史上的一座里程

碑，它摆脱了训诂式的释义方式，体现出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精神，是 2 o 世纪我国科学性

最强、质量最高的辞书。徐中舒任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四千多，注意字形、字音的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 13

历史演变，重视字义的完备，是迄今收字最多、阐述形、音、义资料最完备的汉语大型字典。

罗竹风任主编的《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汉语语文词典，它力图从语词的历史演

变过程加以全面阐述，是对汉语词汇系统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小结。谈到音韵，这里只提王力

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它是王先生研究语音史的一次新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语音史的新

模式。至于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更是发展迅速、成绩显著的分支学科，这里只举几

项重大成果来作个说明：(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著的《中国语言

地图集》绘制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语言情况极其复杂的国家的语言分布图。

试问：没有成千上万语言研究者数十年的艰苦努力，怎能完成这么重大的文化工程? (二)李

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一共出版了各地分卷 4 1 种，两千多万字。这部词典涵盖

面广，内容丰富，材料可靠，反映了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新的巨大进展。(三《) 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简志丛书》。一共出版了 5 7 本，包括 5 9 种少数民族语言。它比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

各个语言的结构特点，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方言差异等，标志着我国少数民

族语言的描写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上世纪 8 o 年代以来是中国语言学欣欣向荣的时期，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在长期压

抑下积聚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土来。这是有目共睹的。1 9 9 1 年年初我在美

国同一位国际知名学者讨论世界汉语研究的现状时，他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无论是从数量

还是从质量来说，当然是大陆领先。’这是掌握全局的认知，也表现了真学者的风度。可是，

也有人却只看到他们自己那一点点东西，轻视别人，抹杀内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

这真是“一叶蔽 日，不见泰山"。

下面回过来讨论吕先生提出的“通和专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呢? 看来，并没有

解决。吕先生意味深长地只谈了语言学工作者知识面窄、能力单薄的各种表现；朱德熙先生

进而指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他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中说“：先生之学，

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精微兼而有之，所以能够蔚为大家。回过来看 5 o 年代以来培养

的学生，其中虽然也不乏杰出者，但总的看来，失之于陋。这恐怕与大学里教学机构的设置

有直接关系。教研室是以课程为单位组织起来的。每人各报一门课程作为自己的专业，穷

年累月地浸淫其中。教研室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而在学术上则老死不相往来。教现代汉语

的，不但认为古代汉语是隔行，连方言学也与自己不相干。这种画地为牢的作法无异于自

杀。’因此他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偏向，还须在教学指导思想、课程设置和教学组织上

进行改革才能奏效。"朱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造成现在这种情况是同上世纪 5 o 年代以来的

教学体制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初是“一边倒，学苏联"，完全割断了原有的教育传统；6 0 年代

文科教材会议制订了一个新教学计划，对极“左’的做法有所批评、调整‘；文革’过后，80 年

代制订的中文系新教学计划比5 o 年代的还“左’，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组织都一仍其旧。在

这样的情况下“，通和专的关系’自然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好在大形势变了，中青年比我们

老的自觉，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希望这个关系能早日完全摆正，不远的将来语言学界，能

1 4 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多出像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那样的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学者。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我深感吕先生作为中

国语言学界多年的领导，舵是把得稳的。尽管路怎样走，并不完全能由他做主，这是大家都

明白的；但是有了他的参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工作的弯路就少走很多，成绩就可以积累得多

一些。今天我们仍要牢记吕先生的教诲，处理好四个关系。

2 004 年 6 月 1 9 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