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看，管理者缺乏约束，容易独断专行，但结合当时实情，却能有效避开繁琐的讨论程序，当机立断，不至于错过市场机遇。而且，以荣氏能力，大可赢得股东信任。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很快显现。申新开工仅两个月，1915年底即实现2万元盈余。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到1916年利润达11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18年为80万元，1919年达到100万元。

申新纱厂成就“棉纱大王”

申新纱厂旗开得胜，鼓舞了荣氏增建新厂的愿望。1917年，兄弟二人意欲在无锡茂新面粉厂附近建造纺织厂，厂址迟迟未定之际，听闻上海恒昌源纱厂盘让出售，无论从成本、时间、效率等角度考虑，现成纱厂的诱惑大大高于自建工厂，于是荣氏兄弟紧急赶往上海探察。

恒昌源原是日本棉花株式会社在1907年建造的九成纱厂，曾名日信纱厂，1916年终止营业，被祝兰舫买下，更名恒昌源。祝兰舫财大气粗，但经营能力一般，纱厂在他手里并未摆脱窘境，于是挂牌沽售。

因自己是茂新股东，祝兰舫自然乐于卖给荣氏兄弟。但考察完这座占地27亩的纺织厂后，荣德生心生退意，他认为“仅地好无益，制造尚不如地偏而机新，立时可造，自成一局，在锡为佳”。而荣宗敬观点相反，认为厂址位置优越，从长远计，日后必有发展便利。最后，荣宗敬说服荣德生，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改造后更名申新二厂，于1919年3月正式投产。

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洋货运动风起云涌，纺织业获得空前的市场契机。耐人寻味的是，在荣氏兄弟经营之下，恒昌源生产起色，迅速占据日纱消退后的市场空白。日资建造的纱厂为华商收购，并成为阻击日纱的主角，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纪录。

随后，荣氏赶回无锡，在振新纱厂旁觅得土地，筹备申新三厂。不料，振新纱厂老板荣瑞馨横加阻挠。

荣瑞馨与荣氏兄弟虽有不快，但并无深仇大恨，此番阻挠，是害怕申新三厂抢走了自家生意。荣瑞馨对荣氏兄弟的经营能力心知肚明，申新纱厂生意红火，若在振新旁建厂，岂不是公然竞争？于是，荣瑞馨召集一帮农民，在申新厂地建造五洞桥，令建厂无法进行。无奈之下，荣德生疏通关系，让官方出面下令禁止，名正言顺地筹建申新三厂，荣瑞馨只得作罢。

此地块横跨无锡梁清溪河，东岸规划为生产区，建造纱厂、布厂，西岸作为办公区及生活区，建造公事房、职员宿舍及发电、轧花、修机部门，两岸以桥相通。建厂期间，荣氏兄弟前往湖北汉口，投资150余万元，筹建申新四厂。1922年3月，申新三厂、四厂同时开工生产。

筹建申新新厂期间，荣宗敬召集华商纱厂联合会同仁，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当时棉纱期货交易被日商控制，荣宗敬建议，各厂绝不从日商取引所采购棉花，凡在取引所买卖棉纱的商号或掮客，一律断绝往来，并在报上刊登说明。各纱厂早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如今有荣宗敬带头，自然群起响应，募集200万元，组建纱布交易所，荣宗敬、穆藕初担任理事。

申新出品“人钟”牌棉纱质量上乘，广受欢迎，被列为纱布交易所标准样纱，也带动“人钟”牌布线销量。“人钟”牌产品畅销国内，为荣氏兄弟赢得“棉纱大王”称号。

申新各厂新创品牌，如“宝塔”、“铁锚”、“龙船”、“仙女”等。荣德生要求甚高，尽管每个品牌各有特色，但从用花、拼花、用料上，丝毫不大意。荣德生为申新三厂“好做”牌亲自配料，保证品质，“好做”刚一面世即受到市场追捧，迅速取代“人钟”，成为申新王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