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荣瑞馨也不站在同族这边。他在橡皮风潮中损失惨重，还未缓过来，债主接二连三上门，让他思忖生财之路。由于丢了买办职务，荣瑞馨急需用钱，于是产生了独揽振新大权的念头。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初荣瑞馨出面邀请荣氏兄弟掌管振新，如今，他又开始寻找借口罢黜两人。并且，他很快找到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荣瑞馨认为时机成熟，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在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 “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转眼间消失无影。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中国棉纱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厂加紧扩张步伐，争抢洋人留下的市场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纱厂获利倍增，社会上流传“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虽有夸张成分，亦可见此项事业诱惑力之大。

转过年来，面粉厂筹建有条不紊，荣氏兄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纺织业。荣德生笃信风水，反复查阅典籍，希望为新工厂寻找一个上佳位置。一天，他从《杨公堪舆记》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吴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说吴淞江经过九道转弯，将有一块风水宝地。荣德生按图索骥，果然在周家桥发现吴淞江第九道转弯，于是笃定地认为，此处便是理想的建厂之所。

当时的周家桥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每到雨天泥泞不堪。地价固然便宜，荣氏却不愿亲自建造厂房，几经考察，发现唯一勉强可以充作厂舍的只有一处破落的产地。这是一位意大利地产商的产业，占地24亩，被分成两块，一部分被租用来做织呢厂，另一部分是轧油厂，可惜两家工厂经营都不好，有意撤出。

不久，意大利商人开价41000两，挂牌出售这块产地。荣氏兄弟详细考察，认为该地块物超所值，厂房、机械等资产可以继续使用，建筑物也比较牢固，于是筹资将其买下，开始打造自家的纺织厂。

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这些人大多是荣氏老部下，对兄弟二人有信心。他们集资30万（实到21万，其余9万陆续补足），荣氏根据每位股东能力，为其安排特定职务，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所以每个人都力求节俭、杜绝浪费、精诚建厂。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此外，为保证股权结构稳定，股东股份只能在内部流通，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非经其他股东全体允许，不得以自己股份之全数或若干转让给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