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就住在那个先叫西贡后叫胡志明市的地方。有一天大炮轰鸣，烽烟骤起，满街人都逃；她们从后门出来，头上顶着枕头，据她阿姨认为枕头足以挡住炮弹。

“我忽然不走了。我很小……”她说。

她现在也不大。

“我一定要回家换一个红裙子再逃跑，我阿姨打了我。那是第一次。后来北越人就来了。”

“我上小学，要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后来跳到中学，我爸爸就被关起来了。我们无家可归，晚上就和我哥哥还有几个男孩子结成伴，睡在街上。我也穿男孩子衣服，剪短头发。原来姑娘都留长头发，走在街上很好看。后来就都剪短了，穿难看的衣服。因为他们说：北方军队的兵，对革命贡献大，应该有姑娘和他们结婚。姑娘就都怕了。我也怕。有时去看看爸爸。他给关在一个一平方米的小牢里。一平方米关了三个人。都是为了让交出钱来。钱都交了，他们不信。就关着我爸爸。”

“一平方米，比哥特教堂的窗子还小，关三个人，怎么睡觉呢？”我问。

“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他们换。两个人站一个人坐。上厕所也在里边。”

“没有死吗？”

“没有。关了九个月，我爸爸放出来，把我们都叫到一起，说：‘要逃走！走也是死，不走一定死，那还是走。’原来我爸爸是不肯走的，他说走，我们就走。先得买通边防的人。大人十两，我这么大的六七两，小孩二两。”

“是金子吧？”

“是金子。”

“我们晚上开出来，我们的船是木头的，十九码长，四码宽。”

“坐多少人？”

“先是我们家和一些朋友一共五十人。后来开船，边防换人，他们又送上来二百五十人。人多船就沉，坐着都不能动，一有风，只好把吃的东西丢了，总不能丢人吧？”

“你们后来没吃的了？”

“三天以后就没了。”

“你们在海上有多久？”

“两个星期。”

“到了。”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宿舍，一百多马克一个月的学生宿舍。真干净得很。书架上放着书，净是老古董书，中国的，仁者爱人，小椅子，窗帘也都极干净。一些茅草插在花瓶里，没有什么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