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委员会的讨论上，麦克纳马拉最能发挥他的说服力。他知道该说些什么，在什么时候开口，而且为了争取委员对他的支持，他也不排斥临时捏造一些事实。有个同事说，他听过麦克纳马拉一连讲了14分钟，而他提到的资料没有一件讲对，但是他讲得头头是道，言之成理，听得在座的人一愣一愣的。

麦克纳马拉认为事实都可以量化，不能量化的事情就不是事实。有一个主管跟他辩论，他说：“你知道历史上有些最伟大的观念，跟数字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些最伟大的真理，也跟数字完全扯不上关系。”麦克纳马拉只是摇摇头，那个主管在他心目中的评价又降低了一分。

无论什么事情，麦克纳马拉都要加以度量统计，甚至连销售情况、行销和广告，他都要找出明确的数字。有些部属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像成本一样可以统计、管制的。在福特分部，麦克纳马拉竭尽全力要将理性主义应用在一个不讲理性的产业，从福特经销商的销售能力，到广告的效果，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求要有数据。

麦克纳马拉抱怨说：“我知道生产线上的产能有多大，可是我却不知道我们的经销商的产能。”

他手下的一个主管告诉他说：“经销商没有产能可言。”

麦克纳马拉回答他说：“当然有。”

但是底特律却说不出一部车到底是怎么卖出去的，为什么会卖得出去，他们从没想过卖车的过程可以量化，可以控制。一部车的销售过程，结合了说服和感觉、冲动和不理性、业务员的诚意和顾客的热衷，这些都是无法计算度量的。然而在麦克纳马拉眼中，车子只不过是一个商品，一个代步的工具，既不代表地位，也不代表权力，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车子的确是比牙膏、呼啦圈或电视机要复杂得多，但它仍然是一个消费产品，如此而已。因此他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手下不能把汽车的销售过程看作一个科学，加以分析、统计。

有个主管奉麦克纳马拉的命令去调查经销商的产能，但是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计算诚意，我们没有诚意量表，也没有兴趣量表。”

麦克纳马拉的部属发现，他最不善于处理无法轻易量化的事情，尤其是造型设计和广告。有一次，他的手下在《读者文摘》做个实验，只针对半数的杂志刊登大幅广告，然后调查读者群中看到福特广告的人和没有看到的人，买车的情形有什么不同。两相比较之下，足以证明广告确实能够增加销售量，福特花29美元做广告，所增加的销售利润却有180美元。从这个实验当中，他的手下证明在《读者文摘》上做广告非常有利。麦克纳马拉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不过后来福特的市场研究人员重复过同样的实验，却再也得不到这么有力的关联性，令他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麦克纳马拉对于理性如此要求，如此坚持，但是他的天真也出人意表。当年他跟着桑顿一班人来到福特的时候，真心相信他个人的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可以不相冲突。对于一个想回学术界的人来说，这是他真心关切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和桑顿共同的理念。1946年他写信给任教于哈佛的老朋友勒尼德，信中提到说：“在我看来，底特律的管理阶层因为钱赚得太容易，加上这么些年来的经济景气，所以对其社会责任的觉醒，远比国内其他地方要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