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晚上，恐怕是最难熬的晚上，手上还在打着点滴，那是我最恨的东西。灯黑了，周围的病人都在睡觉，给我喝的灌肠的药水好像还没起什么作用，搞得我一会儿就得进厕所一趟，却都无功而返。我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反正所有坏情况我身上都体现着。

这时又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丹云阿姨，她带来了《教父》制片人莫根给我的《教父》剧本，上面还写着他的祝福，真珍贵。

安宁也来了，就是那个上次拼命照相的女孩儿，她站在门口，还是不说话，不知道她对我的这副尊容是什么感想。妈妈事后说，这个孩子特别有爱心。当她临走的时候和我妈妈拥抱。她还是那种美国式的表达方式，是在以此来表达心情。

第二天，病房里挤满了我的亲人，我颤颤巍巍地去洗澡，结果鼻血又在狂流。我高烧不断，因为从当天0点就不能吃饭喝水，护士给我打上点滴，补充营养。爸爸拿来湿毛巾，在我脸上盘成个圈，像面包圈，又冰了头，又止了鼻血，就是形象太怪异。

马上就该“启程”了，我却关键时刻掉链子，灌肠药到这时候才起作用，爸爸只得拿着吊瓶陪我不断进厕所。我倒不怕别的，就怕在手术台上我大小便失禁就完了。

护士给我打防止唾液分泌的针，比较疼，然后就是被推着徐徐进入电梯。几天前看《半边天》讲一位女士得癌症，节目表扬了她难得的上手术台仍面带微笑的精神。我看了不以为然，我所有的照片全都是微笑的，虽然，平时人们想象着，癌症即挨整。

进了手术室，大夫们在我脚上打上点滴，我估计就是它使我睡过去的。刺眼的灯就在头顶，他们让我再说点话，我就背了When You Are Old。事后想，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我光辉的一生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背诗！

当然，我到底是下了手术台的，被推出电梯时，麻药劲没过，精神还恍惚着，但能听见妈妈在叫我。做完手术的人要先进重症监护室，有人来看我，我还是对答自如，谈笑风生，只不过现在想起来都是只记得片段，不记得全部。

夜漫漫，我迷迷糊糊地说要喝水，但还是按规定渴了30多个小时，而我渴完之后最开始喝的水你们决想不到。那是妈妈从外面买的一瓶冰镇冰红茶，我仰脖全喝了，感觉爽极了，然后马上开始难受，要吐出来，但也没吐。

因为不是突然醒过来，而是有一个从半醒到全醒的过渡过程，我对我全身的管子不是惊奇，而是欣喜。长得像一个外星人，在口含雾化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刚做完手术的几天感觉是不一般的，好像身体不属于自己，尿尿没有感觉，因为有导尿管；两根引流管插在体内，也无感觉；刚做完手术的人都极其痛苦，有的人直到出院前一天还是难以入睡，让护工推着床绕着屋子转，我一点疼痛也没有（当然听相声笑除外），这福气肯定是天赐的。

在重症监护室呆到不用监护了，就进了一个二人间，很舒服。当我拔得还剩下一个管的时候被允许下床，在屋里稍稍走动。我坚持不让护工扶，努力站稳，享受了一会儿“腾云驾雾”的感觉，然后转头出屋子去楼道散步了，当别人还在被搀扶着一步步在楼道挪时，我就应该算是大步流星了。当时刘天儿正在紧张准备高一期末考试，我就有心给她打个电话，帮她轻松一下。毕竟我已不是我。

拨了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