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育方面，军校以向学生传授基本的革命知识和理论为主，主要是进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也灌输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苏俄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等。除了这些正式课程外，军校还经常举办各种专题演讲。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其他重要人士汪精卫、胡汉民、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邵元冲、戴季陶等都曾在军校作过演讲。

这一时期革命思想的灌输和熏陶，在我们黄埔同学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革命和爱国主义烙印，使我们这些以前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比较幼稚的青年人，逐步开拓了政治视野，认清了国民革命赖以取得成功的一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如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和打倒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军阀；坚持国共合作，唤起民众，是完成国民革命的基本条件；革命军队肩负着以武力摧毁封建军阀统治和列强在华势力，最终统一全国的重任，等等。正是基于这种革命思想的教育，才极大地唤起了我们的革命和爱国热情，并建立起一支由我们这些军校学生为骨干的、在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革命队伍。

当然坦率地说，在我们几百名第一期同学中，每个人的思想状况也不尽相同。我本人的思想当时还算是比较进步的，但仍有很大局限。譬如我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异同就搞不清楚，根本未认识到中国革命最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虽然愿意亲近并很尊敬师生中的共产党人，但对他们的信仰和根本政治主张却了解得甚少，这也是我当时思想上虽倾向于共产党人，却始终未加入中共的原因。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一些可敬的师长和同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廖先生是孙总理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之一，是当时国民党的著名左派，思想非常革命。他坚定地贯彻孙总理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遗余力地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因而在国共两党内和黄埔军校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成为当时最受革命同志敬爱与拥戴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最难得的是，仲恺先生一点没有官架子，待人热诚恳切，讲话又懂得抓住大家的心理，因此同学们最喜欢同他谈话。他工作很忙，不能经常到军校来，但一来即被同学们亲热地团团围住，争着问长问短，谁也舍不得离开他。每逢此时，仲恺先生总是满面笑容地解答同学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和生活情况。在这种无拘无束、气氛热烈的谈话中，我们往往受到很大的教益。直到今天，每回忆起黄埔军校时期的火热生活，仲恺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另一位在黄埔军校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师长是邓演达将军。邓将军是广东惠阳人，当时不过30岁左右年纪，但其身材魁梧，举止稳重深沉，不苟言笑。平素他总是身着笔挺的军装，走起路来目不斜视，步履坚定，一副典型的军人风度，非常威严。开始我们都很怕他，以后相处久了，才知道他外表严厉，心地却极好，不仅工作认真、练达，而且待人热情诚恳，平易可亲。入学初，他兼任学生总队长，始终坚持与大家同甘共苦，一起生活和操练。邓将军对军校师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执行纪律一丝不苟。有一次，政治教官高语罕早晨起床迟了一点，他当即严肃批评了他。虽然他们之间私交甚好，但高犯了校规，邓将军毫不徇私情。这件事对师生教育很大，以后再也无人敢无故松懈偷懒。不过，若是发现谁遇到什么困难、烦恼，或是生了病，邓将军总是嘘寒问暖，亲自抚慰体贴，仿佛是待自己的兄弟手足一般，确实有一种对同志亲爱精诚的友爱精神。在我们眼中，邓将军既是一位威严的师长，又是一位仁爱可亲的长兄。我们都衷心爱戴他，特别愿意与他接近。因而他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很快成为威信仅次于廖仲恺先生的师长，受到两党同志的一致尊敬和拥护。当然，邓演达将军之所以能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感情，除了他这种工作认真，办事公允，严于律己，能力超群，以及他关心同志，诚挚待人等优良品质外，主要是由于他思想进步，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贯彻孙总理的思想和主张，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国共两党间的精诚合作，是一位与仲恺先生一样坚定的革命家。可惜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将军终因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而于1931年秋被国民党政权杀害，中国革命由此失去了一位栋梁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