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是深受同学们尊敬的师长之一。他的前任是戴季陶先生和邵元冲先生。这二人封建思想很浓厚,讲课时很少涉及中国国民革命的现实问题,却喜欢大谈封建伦理纲常那一套,把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也说成是中国传统道统——孔孟思想的延续,大家听了都很反感。特别是邵先生,我们背地里称其为“催眠术教官”。恩来同志主持政治部工作以后,军校的政治工作焕然一新。他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常常亲自讲课。那时他仅20余岁,英俊潇洒,双目炯炯有神,讲话时声音铿锵有力,简明扼要。特别是他讲课的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新颖,颇受大家欢迎,因此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他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我们第一期同学就毕业了,我本人与恩来同志更多的直接接触,还是在稍后的东征途中和建国以后,不过在黄埔军校时,恩来同志就已经是深受我们崇敬的师长了。
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将军,也是普遍受到同学们尊敬的人。由于他常常亲自带队出操,故与我们有一定接触。何将军平时讲话不多,但为人宽厚,办事稳当,在军事上尤为内行,枪法也打得很准,使我和许多同学深为敬服。以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他成了我们的老长官,一直受到部下尊敬。
军校校长蒋介石先生是一位在我个人前半生经历中起很大影响的人,从进入黄埔军校到祖国大陆解放,我前后共跟随了他廿余年。蒋先生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部下威严、令人敬畏的官长。他性情严肃、刻板,十分注意仪表,平时出入军校,都身着军装,足登乌黑锃亮的长筒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并有卫兵跟从。我们很少敢于接近他讲话,有时迎面碰上,也必须规规矩矩地远远站定,向他敬礼,待他走过后方敢行动。不过,他一般并不轻易处罚学生。我在军校时只见他发过两次脾气,一次是因军校师生换装,队长以上官佐的军服质料好一些,有位队长就此提了意见,其实也无恶意,却不知怎么触怒了蒋先生,他当众大发了一阵脾气,将那位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另一次是一位学生队长与几位同学闹矛盾,一直闹到校部,要求面见廖党代表解决。蒋先生答复说,廖党代表很忙,平时不在学校,他是校长,有事可对他讲,但其中一位偏执意不肯,蒋先生对此事本已不快,见那人如此固执,不禁大怒,将其痛骂了一顿,差点又关了他的禁闭。当时我碰巧有事去校部,故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在军校学习期间,我同蒋先生只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时他就住在军校内,几乎每星期都要找学生个别谈话。某次我与其他三四位同学一起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然后轮流进去见他。轮到我时,心中颇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应对。蒋氏见我进去,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花名册,方问:“你叫郑洞国?是哪里人啊?”我赶紧立正回答说是湖南石门人。他接着问起我家中的情形,为何要来投考黄埔军校,以及能否过惯军校生活,等等,我都一一作答。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听他讲话。我说话时他嘴巴里“嗯,嗯”地应着,末了又勉励了我几句,就结束了这次召见,待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虽然我在军校期间同蒋先生的直接接触不多,但精神上受其影响还是不小的。一方面,由于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我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使我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绝对服从他的意识;另一方面,蒋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因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大革命初期,蒋先生确实是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的,在他那个时期的言行中,大多充满了激烈的革命倾向。例如在他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演讲和训示中,曾多次强调国共合作对于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一再申明两党同志要亲爱精诚,共同奋斗,“谁反对共产同志,谁便是反对革命”。某次,他甚至慷慨激昂地当众宣布:倘将来有一日他有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同志之举动,则大家均可起而反对他,也可枪毙他。对蒋先生的这些话,我当时确是信而不疑的,故更加深了对他的敬仰。
总的说,在与蒋先生的关系上,我最初受着双重意识的支配:一方面基于旧的“忠孝”意识而绝对服从蒋氏的权威;另一方面则出于革命、爱国的热情和信念,将蒋氏作为革命的领导者来拥戴。在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期,这种双重意识背后隐藏着的矛盾并不明显。然而一旦国共两党决裂,以蒋氏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这种双重意识便立即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尖锐冲突,由于我个人的思想局限,结果使前一种思想意识占了上风,这是我终生引以为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