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命赴印我奉命返渝，与我的太太陈碧莲在巴东乘上小火轮。

清晨，阴霾的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看不见一丝阳光。江面上很平静，偶尔碰上几只过往船只。小火轮逆江而上，就像一条喘着粗气的水牛，吃力地在水中缓缓行驶。

南国的2月，残冬中已悄悄地透出几分春意。浩浩长江犹如一条明亮的银链，在崇山峡谷中蜿蜒伸展。江岸上山色苍郁，奇峰如簇，果然是“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十分绮丽壮观。

我却无心留意船外的景色，心中一直琢磨着蒋先生召我返渝的意图。在一般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指示、任命均由战区长官部代转，此次单独召我回去晋见蒋先生，而且催促得很急，很可能是要接受什么新的重要任务。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

小火轮在江中整整行驶了两三日方到重庆。离舟登岸，山城已笼罩在沉沉的暮色中。我和碧莲在街上匆匆吃过晚饭，便先找了一家较为干净的旅馆歇息下来。次日上午，我径往蒋委员长侍从室报到。一天后即接到通知，说蒋先生将于当晚接见我。

那天傍晚，我准时来到蒋先生在军委会的办公处。一位侍从副官彬彬有礼地将我引至一间小客厅内休息，随即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少顷，客厅的门轻轻地打开了，蒋先生身着便服，缓缓地踱了进来，我急忙从沙发上站起，立正敬礼：

“报告校长，职郑洞国奉命前来晋见！”

蒋先生微笑颔首，示意让我坐下，自己也坐在对面沙发上，慢条斯理地问：

“郑军长，你是从前线直接回到重庆吗？”

我回答说是，并把接到电令后的经过大致讲了讲。蒋先生边听边颔首：“嗯，好，很好。”

交谈了大约三五分钟，一位侍从副官进来引我们至隔壁餐厅用餐。那晚除我之外，只有侍从室的两三名官员陪同，饭菜很简单。席间，蒋先生不停地向我询问鄂西前线的有关情况，对沿江日军的动态尤为关注。我将第8军驻防鄂西两年多来的情况也一一作了汇报，并谈了些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体会。蒋氏认真地听着，对第8军的军事训练和干部轮训工作表现出很大兴趣，一再打断我的话，详细地询问。

这样边吃边谈，蒋先生可能看出我有些拘谨，遂笑道：“战国时赵国大将廉颇一餐可食斗酒肉十斤。郑军长惯于治军征战，也应该能够吃饭哦！”言毕又亲手从盘中取出一只水果，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同席的几位大约认为蒋氏的言语中有对我夸奖的意思，也注视着我微笑。蒋先生平时待人严肃刻板，很少对部下将领这般客气诙谐，故连我当时都有些诧异。

饭毕，我随蒋先生又回到原来的小客厅里。这时他的面容显得严肃起来。我想，这回大概要转到召我回来的正题上了。果然，落座不久，蒋先生就用严肃的语气说：“郑军长，这次让你回来，是想要你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们准备委派你去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你的想法如何？”

我怔住了，没想到预料中的新使命竟是出国担任军职。诚然，当时不少将领都以与盟军共事打交道为荣耀，蒋先生将这个重任交给我，正说明了他对我的信任和倚重。但是我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搞外交，在国外独立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搞得不好，自己身败名裂事小，倘丧师辱国，贻误抗战大局，则难以交代，所以不能不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