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你感觉到有困难吗？”见我沉吟不语，蒋先生盯着我又追问了一句。我对这项新使命没有立即表现出他所期待的热情，似乎使他有点不快，目光也有些严厉了。

“学生绝对服从校长命令，只是自忖才疏学浅，又没有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恐有负校长厚望。”我小心地据实答道。

蒋先生大约知道我确实有所顾虑，遂收起逼人的目光，和缓地说：

“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太容易。但目前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个任务。我反复考虑过，觉得你去是合适的。你身为革命军人，在国家艰难时刻，要以大局为重。”

蒋氏的话使我大为感动，平素常为之自勉的那种大丈夫以身许国在所不惜的古训，又浮现于脑际。心想国家有难，我身为高级将领不论有何困难，均应服从命令，敢担风险。遂站起郑重表示：

“报告校长，我愿意去印度。今后当遵循校长训导，以黄埔精神为宗旨，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任务。”

“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明天你就去见何部长，具体领受任务。你也不要回鄂西了，就在这里组织军部，然后尽快赴印。”他脸上又显出笑容，用和悦的语调说。

最后，蒋先生又概略地向我分析了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战局，特别强调了收复缅甸、打通滇缅路，对于盟军作战和坚持中国抗战的意义。结束这次谈话时，已是晚上9时左右。

第二天，我遵照蒋先生的指示，去晋见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

何氏是我多年的老长官，见面自然随便多了，谈话的内容也很具体。在详细介绍了驻印军的编制、人事、装备、训练等情况之后，他明确向我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去印度后要以充分的耐心来同美英盟军将领打交道，尽量与其建立良好关系；二是注意维护民族尊严，搞好驻印军内部的团结。何将军很感慨地讲，美国人狂妄自大，英国人又太滑头，所以同洋人打交道远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杜聿明、罗卓英同他们都没有搞好关系，让我去后务要小心行事。

从这位老长官那里我还得知，驻印军新1军军长一职，最初曾属意于邱清泉将军。据说邱氏连幕僚都找好了，还请人教授外交礼仪和吃西餐的方法。但以后徐庭瑶、杜聿明两将军认为邱氏脾气暴躁，恐与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闹翻，影响美援，遂向何将军建议由我担任。经何氏向蒋先生请示，这个人选才最终定下来。

接受任务后，我在重庆停留了一段时间，着手组建军部。时舒适存已被免除刑役，我请他来仍旧担任我的参谋长。原在第8军的旧部赵霞等人，也一同跟了来。此外又就地招募了一些诸如英文秘书等工作人员。

一切准备妥当，已是3月下旬。飞赴印度就职前，我再次晋见蒋先生，向他辞行。这次谈话时间不长。他叮嘱我遇事要冷静、克制，尽量不要与盟方闹翻。还说史迪威将军是我的上级，今后必须绝对服从他。我问，如遇重大问题不好处理怎么办？蒋氏不假思索地说：可以直接找他，也可以找何部长请示。蒋先生还特别指示，除新1军之新38师、新22师以外，驻印军总部的其他直属部队，如战车营、重炮团、工兵团等，虽不归我统属，亦要与他们加强联系，就便关照云云，我都一一记下。

3月底，我率军部人员乘军用飞机飞抵昆明，与正在那里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首次会面。那天，由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出面，请史迪威和我吃饭，饭后还一起游览了滇池等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