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激烈。熊将军为此亦大伤脑筋，他认为这个时候国共停战三人小组到东北来，对我方很不利，搞不好会妨碍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共产党方面也可能乘机大造舆论。会上，有人主张，既然我们坚持“东北区域不在军事调处范围之内”的主张，则可据此干脆拒绝三人小组到东北来。但更多的人认为，若采取强硬拒绝的态度，对我方的社会舆论和观感均很不利，也无助于取得美国更多的同情和援助。莫若采取“拖”的办法，力争三人小组缓来为好。

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暂时休会。以后，熊将军又专门为此接连召开几次会议，经过反复研究、权衡，最后还是基本采纳了后一种意见。我们的方针大致是：乘三人小组未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道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进行停战谈判时，使我方处于有利地位。

3月13日，苏军果然撤出沈阳，第52军即于当天相继全部进入沈阳市。南面进占浑河铁桥；北面攻占北陵飞机场，并以汽车输送该军第2师4团向解放军驻地山梨红屯进攻而占领之，另此一部攻占八家子。同时，新1军50师亦进占沈阳西之平安堡。

3月16日前后，东北行营及保安司令长官部由锦州移驻沈阳。此后，国民党军队以沈阳为中心，积极准备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展开进攻。3月22日，第52军占领抚顺，新1军占领铁岭，新6军占领辽阳。至此，沈阳外围的重要城市，除本溪外几乎均为国民党军所控制。

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节节“进展”，更加助长了相当一部分将领们自榆锦作战以来滋生的轻敌观念。我意识到这种思想在军事上的危险性，乃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告诫诸将领戒除轻敌观念，提出要稳妥指挥、谨慎作战，并亲到各部巡示，检查作战部署。不过，说实话，当时包括熊式辉将军、杜聿明将军和我在内，对于后来东北战局的严峻性，也都是估计不足的，至于国民党军队连同我们本人最后在东北所遭到的惨败，则更是始料未及的了。

这一期间，我虽然代理长官部司令长官职务，但诸如重大军事部署和部队调动等问题，实际上都是由熊将军最后决定。熊氏对我也很客气，以后甚至有某种不寻常的信任，凡有重要事情均来找我商议，我们两人的共事关系一直比较融洽。

我们到沈阳不久，国共停战三人小组就来了。熊式辉将军对于三人小组的到来，表现得很紧张。他在自己的官邸里召集部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参加三人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对策。在会议中，他提出许多假设的方案，要大家讨论。我记得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凡我军暂时不派兵去占领的地区（如离交通要道较远的海龙等），或我军兵力比较薄弱，有被解放军消灭的可能的地点，就主张派出三人小组；（二）如果中共方面坚持要在战略要地派出三人小组时，就用种种理由把三人小组的驻地摆在远离前线的地点，如中长路的三人小组，摆在远离四平街前线的开原。那天会议开的时间很长，散会后，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赵家骧将军即于深夜出席停战三人小组的首席代表会谈。熊将军为此一夜未眠，拉着我和众将领及幕僚们坐在他的房间里焦急不安地等候着会谈的结果。看着他那一副坐卧不安的样子，我想起杜聿明将军给他下的评语：“此公多谋而寡断”，不禁哑然失笑。

当时，三人小组中除了国共双方代表外，还有美方代表。美国人表面上是以仲裁者和调停者的身份发挥作用，实际上对国民党方面则多有偏袒，我们的代表和中共的代表争论时，常常得到美方代表的支持。甚至后来有一次美方代表在四平街前线视察时竟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用飞机配合作战？如果用飞机轰炸的话，四平街是很容易攻下的。”熊式辉将军对美国人的真实意图是非常清楚的，故他曾一再对我说过：“盟方（指美国）的代表是支持我们的，只要我们运用得法，就可以使三人小组的活动对我们有利。”以后他也确曾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三人小组在东北活动期间，我同中共方面的代表也曾有些接触。那时双方虽然处于敌对状态，经常在会上为各自一方的利益互相大动肝火，甚至有时几乎搞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但在私下接触时，却还都是心平气和、彬彬有礼的。共产党人表现出的那种坚定沉着、通情达理、胸襟开阔的气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记得在1947年初的某一天，国民党长春市政府（那时长春已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之下）举办舞会招待停驻该市的三人小组。彼时我恰巧亦在长春，故也应邀参加了。几曲舞毕，我走到舞池边坐下休息。少顷，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李敏然也走了过来，我们便随意攀谈起来。也许都是湖南同乡的缘故，两人聊得很投机。在谈到各自以往的经历时，李氏笑着告诉我，他年少时，因不满社会黑暗，曾投到湖南督军赵恒惕的营盘中当兵。一次偶然与赵下棋，将赵“杀”得大败亏输。赵因见他不仅棋艺超群，而且才华过人、志向不凡，故对其格外器重，以后还资助他去北京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不久即赴法留学，开始了革命生涯。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我在惊奇之余，忽然想到在黄埔军校时的好朋友贺声洋，是因追随李立三而犯严重错误的。不禁冒昧地向他询问起有关“立三路线”的问题。话一出口，我又后悔了，心想自己好糊涂，我同他非但没有朋友交情，而且还是敌对的人，此时提这些事不是令对方难堪吗？岂知李氏并未露出难为情的样子，反倒非常歉然地摇摇头说：“咳，以前真是乱搞哟！”接着又很认真地讲了一些自我批评的话。同李立三同志的这一番谈话，使我极受感动。尽管那时我心中对共产党还怀有很深的成见，但对共产党人这种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对任何人都不避讳自己的错误和过失的宏大气度，却不能不怀有深深的钦敬之意。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