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过，我对当时东北的局势早已感到失望，并一直寻找机会从这个令人苦恼的地方脱身。从庐山回到沈阳后，我的心情愈加沉重，积我多年的军事经验，已感觉到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我决意赶紧设法离开这里，否则将来要走就困难了。

正巧这时我的胃病发作，我觉得这下机会来了，乃于3月初旬的一天晚上单独去见卫将军，当面向他提出要请假到北平就医。卫将军对我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仿佛很惊诧，犹豫了一下，便摇头表示不同意，还一再说他可以设法延请名医为我治病，劝我留下。但我执意要走，非要他同意不可。这样谈了近两小时，他见实在无法挽留，才长叹一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告辞时，卫将军亲自送至寓所门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语气凄凉地说：“桂庭，希望你病情好转后，还是赶紧回来罢，不然你们都走了，我一人孤掌难鸣哟！”我闻言心中也很不忍，但随即想到这也许是我的生死关头，不容再有迟疑，便默默地紧握了握他的双手，转身上车离去。

回到自己的住所，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想在东北熬了整整两年，费尽了心力，此番总算可以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了，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我一面连夜发电通知我在上海的家人，要他们先到北平等我；一面打点行装，差人去订飞机票，准备马上就走。

岂知两三天以后，正待我准备起程上路的时候，情况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据飞机侦察报告，刚刚在辽西、辽南获得大胜的东北解放军主力，正纷纷向四平街方面运动，看样子是要再次攻打四平街。当时驻守四平街的仅有第71军88师主力两个团，兵力十分单薄。卫立煌将军担心四平万一失守，分散在长春、永吉的部队也有可能被解放军各个击破，遂打算放弃永吉，把驻扎在该地的第60军部队集结到长春，以加强长春的防务。卫将军考虑到我对永吉方面的情况熟悉，人事关系也比较好，乃临时改变主意，决定派我和参谋长赵家骧将军一道去部署永吉的撤退。

卫将军的这个决定打乱了我要离开东北的计划，使我心中懊恼不已。但考虑到自己身为军人，在这个严峻时刻不容讨价还价，所以还是接受了任务。我忍痛退掉了去北平的机票，并通知家人暂缓去北平，然后偕赵家骧将军匆匆飞往永吉安排部署撤退事宜。

临飞长春前，我曾找卫立煌将军谈话，郑重地建议在放弃永吉的同时，也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与其将来坐待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卫将军听了这个建议不置可否，只是表示，这件事关系重大，他要请示一下委员长再说。当晚，卫将军再次约我谈话，据称蒋先生已明确指示要固守长春。他说，蒋先生担心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认为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我听了卫将军传达的蒋先生的这个指示，心中颇不以为然。道理很明显，打了胜仗，不但长春可以收复，整个东北都可以占有；打了败仗，一切都完了，还谈得上什么国际影响？但我很清楚，既然蒋先生已经作出决定，此时此刻我再说什么也是无用，遂不再表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