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下午，我接到沈阳方面发来的电令，指示我于18日上午率部从第60军防地向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我立即在中央银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突围部署。参加会议的除杨友梅、史说、龙国钧等几位将领外，还有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将军、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先生（后去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蒋介石先生于5月间派来的两名督战官李克廷、肖树瑶等人。

我首先在会上宣读了电令，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等了半天，在座的新7军将领们都默默无言，唯有崔垂言、项迺光等人坚持要突围。我知道突围关键要看实际带兵的将领态度，遂转向史说将军问道：“史副军长，突围的事你看怎么办好？”“现在突围是突不出去的，不过是又要无辜地死伤上几万人罢了。”史氏无精打采地答道。我尚未及答话，项迺光先生忽然奔到史将军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庞厉声责问：“我们必须突围，拖也要把队伍拖到长白山去打游击。难道新7军就这样无用吗？！”史氏闻言满面愠色地站起来，拂袖而去。他一走，会自然开不成了，只得不欢而散。

晚上，尚传道先生又来看我，我留他在司令部一起吃晚饭。因为彼此心情都很沉重，谁也不愿多讲话。饭后，大约7时许，曾泽生将军突然打来电话，我赶紧拿过听筒，他却只讲了一句：“有人同你讲话。”接着，一位自称姓刘的陌生人在电话中说道：“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我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说毕将听筒重重地往电话机上一搁，表示回绝。

但是，和我一样打算负隅顽抗的人毕竟是愈来愈少了。17日夜间，记者杨治兴又来到史说将军家探望，谈到长春的局势和今后的打算，史说将军叹息不已。杨氏趁机进言：“目前突围和战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率部声明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氏与其他将领本已不想再打，只是碍于我的反对而不敢做主，故闻言忙问：“桂公意下如何？”杨氏急于促成和平，乃根据我平素私下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说将军以为是我授意杨氏来传递信息，不由大喜过望，说：“倘桂公同意，一切就好办了！”第二天一早，他与龙国钧将军商议，决定派新7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暂61师第2团团长姚凤翔三人出城与解放军谈判。

新7军与解放军接洽的事情，我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晓，以后还为此与史、龙二人间有些误会。1962年，我与史说将军在上海谈起这段往事，彼此才弄清记者杨治兴从中“假传圣旨”的这段缘由，不禁相对大笑，这是后话。

18日晨，沈阳方向如期飞来一队轰炸机，在市区上空盘旋。少顷，从飞机上又传达了催促突围的命令，我只好说部队未准备就绪，请求延期突围。这时，机上指挥官报告说，市区东半部正有大批部队向城外开出，问我是什么部队。我回答说可能就是第60军部队。机上人员立即要求进行轰炸，我说：“算了吧，那些以前都是自己的人，况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还是停止轰炸罢。”于是，这队飞机在南关一带盲目地丢下几枚炸弹，便悻悻地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