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下午，我万分焦虑地来到新7军军部，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督促布置突围事宜。这时李鸿将军已从家移居到军部，我特地先去看了看他，他的病仍然很重，连说话都很困难。左右的人告诉我，李氏近日来常蒙头痛哭，情绪非常悲观，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只好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安慰他，随后便匆匆来到隔壁的小会议室主持开会。

会上，我依然坚决主张突围，但大家都哭丧着脸，闷在那里不说话。我急了，再三催促史说将军发表意见。他只说：“目下官兵饿得腿脚浮肿，行军困难，况且途中还有共军拦截，这些情况您是深知的。”之后，便垂着头再也不肯讲话了，屋内的气氛一时十分尴尬。又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其中一位与我私谊很深的老部下、暂61师师长邓士富大胆地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建议司令官暂时维持现状，再徐图别策吧。”我见会议也研究不出什么别的结果，只得同意他的意见，宣布散会。

会散后，史、龙二人坚意要留我在新7军军部过夜，我心里一惊，心想他们虽是我在印缅作战时的老部下，但在此危急关头，莫非要挟持我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岂不坏了我的“名声”？我愈想愈怕，一面坚辞不肯，一面头也不回地冲门而去。事后才知道，那时新7军的将领们都以为我内心里已有放下武器之意，担心我在兵团司令部为特务包围，不安全，故想将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中，并无恶意，是我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

在返回兵团司令部的路上，我的心情痛苦、绝望到了极点。心想自己戎马半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战阵，今日竟落到如此下场，连多年相随的老部下也同我离心离德了，看来真是“气数”将尽。我意识到现在突围不成，守亦不成，唯有以杀身成仁来保全自己的军人“气节”了，遂下了自戕的决心。那时，我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这样死心塌地地维护一个早已失去民心、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是极端错误的，更没有想到在这个紧要关头，应当勇敢地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相反却要以自戕来愚忠于“党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天地、良心。今日想来，这些想法真是顽固可笑到了极点。

我在迷惘和痛苦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尚未起床，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和两名督战官轻轻走进我的卧室。杨将军侧身坐在床沿上，声音低低地问：“桂公，桂公！您睡醒了？”我含糊地应了一声，没有动弹。杨将军怯生生地说：“刚才接到新7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他们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往下说了，但声调里充满了期待。新7军决定投诚，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一旦将成为事实，仍使我在精神上遭受巨大冲击。“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我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样悲哀地想着。

杨将军见我久久不言语，坐在床边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卧室门外有人轻轻地同我的卫士讲话，杨将军闻声快步走了出去。少顷又进来附在我耳边轻轻说道：“司令官，龙参谋长有事来见你。”见我没有反应，他又重复了一遍。过了约两分钟。我才有气无力地问：“龙参谋长有什么事？”龙氏平静地说：“现在军部正在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希望司令官去主持一下。”“你们李军长呢？史副军长呢？他们为什么不亲自主持？”我有些气恼地问。龙氏答：“李军长正在生病，无法主持会议。史副军长现在主持会，但有些重大问题无法决定。倘若司令官亲自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听了龙氏的话，我联想起昨晚他们执意让我在新7军军部留宿的情景，不禁恨恨地想到：“哼！果然是想挟持我。”我愈想愈气，再也抑制不住埋在胸中的痛苦和怨恨，猛地撑起半身，指着龙氏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众人从未看到过我如此责骂部属，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我也自觉出言太重，重重地叹了口气，又颓然倒身躺在床上。龙将军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怀着满腹委屈和失望返回新7军军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