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我们对美国人的观念也很奇特。我们认为英国人对自己人很绅士，对其他人就不然。我们相信美国人又大方又天真。所谓的天真，就是没有被破坏的纯真，这是一种好的特质，但这又是错误的想法。美国让我们开走全新的吉普车，又提供汽油及零件，的确很好，但目的绝不在于展现他们如何大方慷慨。我们这两国是在联合对抗共同敌人。战略物资的运用，是为了赢得战争。当时美国的考量在于让中国持续应战，因为如果中国阵线一垮，美国所花的战争代价会更大。我们如果缺乏实力，也很难和美国盟友交涉。但是如果以为他们乱撒战略物资给我们，是出于慈善的目的，可就是不切实的期待。

至于我们必须接触的美国高阶军官，既不大方也不天真。他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因此决定反其道而行。他们也感觉到，美国政府对我们太大方，他们忠于美国纳税人，因此随时准备对我们严苛。而且，天真并不是美国的美德，在外交上，天真的人可能送出一项优势，却没有要求对方回馈，这种做法几乎等于无能。像史迪威及其助手等中国老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对任何想占他们便宜的中国人，他们随时等着要让这些人失望。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

史迪威将军和身边军官的心态，可以形容成“戈登情结”。军事史家可能觉得，被指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领多少有些自我牺牲，因为他们错过在欧洲上演的“大戏”。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因为即使奉派到别处，他们也必须赢过同袍，以求实现自己的野心。然而，对职业军人来说，中国仍具备相当特殊的吸引力。不管传说是真是假，中国似乎有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果加以妥善运用，可以帮助这些将军取得名声及财富。事实上，这些资源可能对全球规模的战争贡献很多，却只花美国微不足道的成本，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中国农人是好士兵的素材，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他们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愿意服从，性情开朗，有自树一格的勇敢风格，却仍然够聪明，可以吸收基本的军事技术。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领导，而对外国人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产生领导人。对和蒋介石交涉的美国将领来说，这正是绝佳机会，可以用租借的物质来换取在中国的领导权。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是英军少校。他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在1863年加入中国军队，他旗下的四千名中国兵穿着西方军服，配备西方武器，军官都是欧洲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戈登的部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此他被称为“中国人戈登”。八十年后，史迪威将驻缅军视为他的“小成本军队”，有一天会“扩大到相当的规模”，他想以同样方式再造历史。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将军无法发挥中国部队总指挥的功能，原因就在于他缺乏可以指挥的幕僚。在蓝伽，他靠巧妙的手法来加以弥补。我们到达营地后不久，发现将军的总部——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枚硬币，一头印着“美国”，另一头印着“中华民国”。大致而言，这是史迪威中国一缅甸一印度剧场的印度办公室，隶属美国管辖。但由于史迪威也是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他同时要动用美国及驻印军的幕僚时，不必有额外的授权。因此，其中各式各样军阶的军官，大多数不曾去过中国，不会说中文，也不熟悉中国事务，但全担任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及幕僚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不同的文具，以便从一国换到另一国去服务。在实务上，在重庆的军政部送来许多军官，担任史迪威的幕僚。除非这些人靠个人的努力，让自己对美国人有用，尤其是口译及笔译方面，否则不如将这趟印度之旅视为研究印度文或梵文的大好机会。没有人会向他们请教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