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庆幸的是，“五四”有天才的、已经在沉默中深思了十年的鲁迅，“五四”有天才的、正焕发着充沛的艺术创造力的郭沫若。法国文学史家泰纳说：

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

在“五四”时期，鲁迅，还有郭沫若，是这样的天才人物。于是，“五四”新文学中，有了两座高高矗立着的文学山峰：《呐喊》和《女神》。《呐喊》的深度与《女神》的力度，不但令同时代人无从步趋、无从仿效，而且，至今难说有人可以企及。

“五四”新文学缺少的是广度，是浩瀚。尽管当时最优秀的文学理论家沈雁冰十分向往和极力提倡艺术主题的广阔性，“五四”新文学作品中，仍然没有庞大的艺术构思，少有辽远的境界和雄伟的气象。当“五四”新文学以它特有的热情姿态，投入正在前进的历史洪流，它代表着时代的精神，也受到时代的限制。

“五四”新文学，置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明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里。作为源远流长的祖国文学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它显示了惊人的爆发的力量。无论在多少个世纪之后，无论中国文学还会有我们今天难以预料的怎样的发展、变革、腾飞，这都是一块巨大的里程碑。距离它的年代越久远，人们越能充分估计它的意义。

“五四”新文学，置于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学的历史舞台上。在世界文学正发生深刻变化的二十世纪前叶，中国新文学的崛起是不容忽视的、伟大的文学现象。它反映着中华民族在精神生活方面与人类其他民族共同前进的强烈愿望，它向人类奉献出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伟大民族作家——鲁迅。

我们今天文学中的一切都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经验是我们民族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的文学史揭开新篇章，我们的作家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时候，都能从“五四”文学的历史经验中获得裨益。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论文，便是试图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总结“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