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是罗振玉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要联名上奏折弹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又让罗很不高兴。

世间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仿佛很随意地就发生了，不到最后的谜底揭开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出其中暗含的结局。当然，在此之前，一切还都是水波不兴，照常继续。

1924年秋，清华大学打算创办研究院，校长曹云祥想要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办法操作，为此跑去和胡适商议。胡适说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合中国，而宋元书院制度倒是可以仿照参考，并说自己“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建议曹“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胡适虽然提倡新文化，但对王国维这个旧派人物却很是尊敬。早在1917年他留学归来，考察上海的出版界，就得出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结论，而此后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更是让胡适佩服非常。他在1922年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这种在大师之中比较出来的优劣，可见王国维在胡适眼中的分量。

胡适亲自写信给王国维，并附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约。王国维回信说要一个星期时间考虑，他害怕进清华后不能常去天津溥仪处。胡适又回信加以解释，说进入清华后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请他不必顾虑，但王国维依然没有答允。胡适不肯罢休，走了个曲线政策，请溥仪代为劝说。于是溥仪召王国维至日本使馆，用谕旨的方式命王国维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这样王国维才不得不从命。

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携全家迁入清华园。王国维是第一个报到的导师，后来位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都还没来。校方请王国维主持院务，王国维坚决不干，他要专心做学问。学校于是设办公厅，由哈佛大学毕业的吴宓当办公厅主任。自此以后，王国维有了“收召魂魄，重理旧业”，专心研究学术的环境和条件。这时他的学术兴趣已经转到了蒙元史研究上，每天躲在院里整理蒙元史料，闭门治学，一个月中只进城一两次，去的地方也多是琉璃厂的旧书店。

在清华期间，王国维又过上了一种有规律的读书生活，也享受到了更多天伦之乐。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当时父亲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时间都是在书房里消磨掉的。孩子们高兴起来，在书房前后嬉戏打闹，王国维依然能够端然独坐，无动于衷。自己读书累了时，他就斜躺在藤椅上，考女儿东明背《论语》，女儿背不出，他就会眯着眼睛提醒那句话的第一个字。在清华时，家里曾经养了一只猫，经常的情景是，这只狮子猫在王国维的膝盖上呼呼大睡，王国维则一边用手抚摸着它的长毛，一边看书。王国维早上天刚亮就起床，上午一般去学校办事，下午和晚上在书房看书。他的睡眠也极有规律，晚上10点多一定上床。看完书回到卧室，如果兴致来了就一个人拿着牌玩“过五关”，尽了兴，时间也到了，就熄灯睡觉。此外王国维的爱好极少，不郊游、不运动、不喝酒，只是抽一点儿烟，最奇怪的是他这个研究戏曲的人竟不看戏。饮食上，王国维喜欢吃甜食、红烧的食物，平时比较挑食，如果饭桌上没有可口的饭菜，他就只用筷子在碗里慢慢地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