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封面钱玄同在日本师从章太炎时，接受反清排满的思想，加入同盟会，其时改名为“夏”，因为“夏”的古义是“中国之人也”。五四运动以前他改名玄同，后因学术上疑古，又以“疑古”为号，常常署号于名前，称“疑古玄同”。

钱玄同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标；他提倡“汉字革命”，开启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先河。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钱玄同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学学术素养，使他的号召“学有本源，话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

新文学发轫，最需要的是反响，特别是来自反方的声响，但苦于旧学阵营里一时没有声音，新文学阵营里的众人于是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辑部写来信件，历数新文学的种种坏处，再由刘半农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这场戏最终以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收场，新文学乃告成立。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果然中了圈套，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故而跳将出来。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痛打田、狄、金三人，以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为表示对林琴南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却常故意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在“五四”一代人身上，有常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偏激，好走极端，非此即彼。其中，钱玄同更是以性格率直而见称，鲁迅曾评价他说，十分的话，“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又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沈从文说钱玄同“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意即他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甚至对很多事情非要反其道而行之的人物。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对文学刍议的反应》中，明确反对作文“用典”，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认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但若论钱玄同最激进的观点，还是他提出了“废除汉文”，钱玄同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又说：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