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那么把汉字废除之后应该怎么办呢？钱玄同提出可以用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来代替。又因为中年以上的人多固执而专制，钱玄同更说出一句名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相识于日本东京，到新文化运动时而过从甚密，不过鲁迅与钱玄同终究因为性情的原因而渐行渐远，相反，钱玄同与周作人尽管在北平沦陷后在民族大义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但二人的友谊却持续了一生。而周作人在钱玄同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说：“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

1920年苦雨斋聚会，前排左起：沈士远、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马幼渔，

后排左起：沈兼士、徐祖正、苏民生、钱玄同近代中国翻天覆地，重大历史事件频出，波诡云谲，仅1912年到1919年的短短七年间，便先后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时人的感受和我们今日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历史截然不同。对我们来说，历史发展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各种事件也历历在目，而当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却是正切身经历着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社会的更替，未来还会发生什么，现有的事物又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而且对于新、旧两派人物来说，这种新与旧的斗争不仅事关国运，也关乎着个人的命运乃至生死。

仅以张勋复辟为例，就带给当时的人们以巨大的冲击。向以性情平和冲淡著称的周作人在《猫打架》中说：“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过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当时教育界的一些人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避难，鲁迅冒雨到教育部辞去佥事职，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与周作人一起在北京坐等。在事变前，周作人曾走访蔡元培，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蔡先生只简单表示：只要不复辟，我总是不走的。

虽然张勋的辫子军很快便被段祺瑞率领的北洋军打败，刚做了12天皇帝的溥仪再次被迫宣布退位，但这一事件却带给新文化运动者以深深的思考，直到3年后，鲁迅在其小说《风波》中仍在审视思考这一事件，并用简洁洗练的笔法揭示出辛亥革命后，国民依然生活在传统的生活状态之中，思想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周作人则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钱玄同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返古复辟，倒行逆施，率致败亡也；于是他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经历过张勋复辟之后，钱玄同通过反思，认为所谓国粹便是帝制思想的总根源。

据钱玄同回忆，他当时在补树书屋和周氏兄弟谈了许多偏激话，钱的观点之一就是应该“废除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