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鲁迅是赞同钱的很多想法的，而周作人则喜听钱氏的妙语，认为大有可借鉴的地方，这时是性情更为温和的胡适对于钱玄同的激进提出了异议，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说：

“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老兄千万不可疑心我又来‘首鼠两端’了。我不怕人家攻击我们，只怕人家说我们不值得攻击。”

钱玄同对于胡适的不同意见有所保留，他以为与这位友人和旧的存在过分纠缠周旋，不免费时费力。但当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风云渐散，其中的主要人物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作为一个浸淫传统文化颇深的人，钱玄同开始反思，并表现出了周作人所评价的“平正通达”的特点。

在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钱玄同写道：

“……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

那一代人著文立论，针对的是社会、时事和开创新的思想，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大抵还都恪守着传统的道德，胡适所说的“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隐含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以钱玄同为例，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钱玄同的哥哥钱恂是晚清名人，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过外交官，思想颇开放，而且很多言论也有钱玄同似的激烈。父母双亡后，钱玄同一直跟随兄嫂生活，曾与钱玄同一起在浙江教育司任职的张宗祥说，钱玄同对于哥哥“比耗子见了猫还怕”。钱玄同的老友黎锦熙则说：“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钱玄同）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了《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

钱玄同反对阴历，但出于对兄嫂的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到哥哥家跪拜祖先。钱玄同晚年，已80岁高龄的嫂子单士厘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校对、付印，并为此书编排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自己的婚姻却是由哥哥包办的。

钱玄同的夫人名徐婠贞，出身名门，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在绍兴建了一个很著名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四年），其父徐元钊是钱振常当年在龙门书院时的门生，钱、徐两家堪称世交。一日，徐元钊外出时，偶遇钱玄同，见其虽然穷困，言行举止中却可看出少年有为，便将他带回家中，让其在藏书楼读书，还免费提供膳宿。钱玄同非常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每天刻苦攻读，历时数载，钱也由少年变成了一个年轻后生，于是由徐元钊和钱恂做主，两家联姻。不过对于这宗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钱玄同并无喜悦或兴奋之情，对结婚前后的烦琐礼节颇厌恶，并用“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概括了自己的新婚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