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管她叫“洋子”，只叫她的名字，而不叫她的姓，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无论是见到她本人，还是给她打电话，都叫“洋子”。起先，我好像叫过她的姓，但因为她离婚离了三回，离一回换一回姓，夫唱妇随也许是日本人的美德，但对我这样的外人来说，她每回换姓都变成了对我记忆的考验。日本人的姓名让人难记，这是我学日语时的经验，乃至一直到了将近30 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难记的程度仍然是我的日语之最，完全没有第二。

认识洋子很早，当时我还是名留学生，刚到日本没两个月，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在三重大学的研究班上有位中年同学是陶艺家，他不是应届的学生，而是为了写一篇关于烧陶用的窑的论文才入学的，他当时就跟我说 ：“我完全是为了兴趣，在狐野町烧陶烧了这么多年，没有理论支持很难往下发展，所以每天除了烧陶就来听课。”

“那你听的课算工程学吗？”我好奇地问他。

“也算，也不算，因为工程学教你的是肢体操作，而烧陶是无形的，全靠你身心体验才行。”其实，听他的一番解答，我觉得挺妙，因为当时刚从国内到日本留学，很多心绪还不能摆脱临行前的状态，这也许是我原来供职的单位的性质所致。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整天想的都是无形与身心之类的各种话题，每个星期二上午到所里聚会，跟哲人们高谈阔论，乃至到了日本变换了眼前的生活环境，但我的所想所思依然是形而上的，犹如肢体已经完成了行走，而内心却有一种尚未跟上的感觉。于是，跟同班的这位陶艺家一拍即合，随后的很多日子都是天南海北，有时喝茶，有时喝酒，彼此狂聊各自的想法，非常快活，快活得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星期二跟哲人们在一起的时间。

陶艺家叫大西秀夫，一脸络腮胡子，眼神有穿透力，喜欢往很远的地方看。他的妻子就是洋子，第一次到大西作坊拜访时，我见到了洋子，距今至少已经有25 年了。

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是穿的和服是灰色的，而且是那种半黑发灰的灰色，二是说话的语气听上去不会让人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但具体是什么语境导致了我产生这一印象，似乎又说不清。大西秀夫专攻烧陶，一直采用老式的作坊做法，也不知为什么，他在洋子面前不像在我面前一样话那么多，有时反而变得寡言无语。当时，洋子是这么解释他的烧陶的 ：“烧陶也叫制陶，我的丈夫用的是老式做法，用柴烧。在柴烧的过程中，炭灰会附着在陶器的表面，在高温下与陶器结为一体，粗犷奔放。不过，柴烧的制陶方式不太容易成功，很多时候都会报废。”

洋子跟我说这些话时，眼睛有时是往窗外看的，接下来的话题还是关于烧陶与制陶，谈的都是技术工程方面的知识，听起来就像烧陶入门书里面写的一样。其实，大西所说的烧陶“全靠你身心体验才行”那句话很抓我心，本想在他的作坊里弄清这一说法的缘由，但洋子越说越多的话犹如激流一般，倾泻而下，弄得我最后只有竖起耳朵听的份儿。

后来，没过多少日子，我才听大西说洋子在作坊跟别人聊天时老爱往窗外看的理由是什么，原来作坊附近有一只灰猫，喜欢跟着洋子跑，但唯一的条件是她必须穿上灰色的和服才行。要不然，灰猫连理都不理她。其实，我在日本的留学时间很短，所谓的学业几乎半途而废，世上有句话说得好，叫“社会才是所真正的大学堂”，加之，我的老师清水正之教授也鼓励我深入日本社会，他说：“毛君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出深刻的日本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