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和诗人，闻一多的性格是丰富的，他的性格里有温婉的一面，但身处国难当头时代的他，更多的是刚毅和强烈。闻一多给人题字的时候，常常盖得印章上写得是“叛徒”二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1945年底，在云南昆明的大学生发动反内战民主运动，国民党军警特务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的镇压，造成4名师生死亡，二十余人受重伤。事件发生后，他愤然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词，同时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详细揭露惨案真相，号召生者沿着死难者的足迹继续勇敢战斗。李宗黄是国民党在昆明的高官，也是发动“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平日爱附庸风雅的他，在得知闻一多刻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后，派人出高价请闻一多为他刻印，闻一多十分不屑地退回了他送来刻章的石料，作威作福惯了的李宗黄在闻一多这里碰了个大钉子，着实气得够呛。在闻一多的眼里，威权永远要让步于他的信仰。1943年3月，由御用文人为蒋介石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行，蒋介石在书中公然宣扬独裁，反对民主自由，反对共产主义，这是闻一多无法接受的，他写道：“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闻一多开始蓄须，并且立志，抗战不胜利绝不把胡子剃掉。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协定》，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西南联大校园里一片欢腾，闻一多立即跑到理发店去履行诺言，让理发师傅把他留了八年的胡须刮掉了。理发师傅觉得这么好的胡子刮了可惜，劝他留着，他兴奋地表示，抗战都胜利了，刮掉一点都不可惜。抗战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闻一多开始像其他师生那样收拾行囊，准备北上。在送别先行回京的吴晗教授时，他还兴奋地委托吴晗回到清华后，先去看看他旧居的竹子，并约定不久后北平相见。不曾想，这一别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永别，闻一多没能再回清华看他的竹子，也没能跟吴晗等已经北上的师生再次相见。

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之一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因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文人，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而出离愤怒了，于是他拍案而起，以战斗者的姿态行动起来，对卑劣的行径进行勇猛的攻击。1946年7月15日，李公朴的追悼会在昆明举行，闻一多的亲朋们得到消息，国民党特务打算以同样的方式暗杀他，纷纷劝他不要参加追悼会。闻一多没有被特务们的枪吓倒，毅然参加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演讲，后来人们把这次演讲称为《最后一次演讲》。在演讲中，闻一多严厉斥责国民党特务偷偷摸摸对手无寸铁的文人下手的卑劣行径，热情鼓励人们在敌人的恶行中看到他们的胆怯和必将灭亡的前途，他坚信正义是杀不尽的，“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他坚信光明就在眼前，“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最后，他以坚定的语气告诉反动派：“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凶残的特务就把枪口对准了他，闻一多英勇地倒下了。

正如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好友朱自清在纪念他的一首诗中写的“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死震惊了全国，正义的人们看到国民党的凶残和卑鄙，最终，失去人民的国民党倒下去了。

闻一多是优秀的诗人，也是出色的学者，但他始终不失为一名勇敢的斗士，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个角色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