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决定南迁，有人戏谑地将其与“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郑和下西洋”并称为我国“第四次文化大迁移”。伴随着这次“文化大迁移”，钱穆带着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在北大任教期间所用的教案、笔记等整理而成的五六本厚册子，一同南下，开始了长达万里的“文化长征”。

当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后，钱穆负责讲授中国通史。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陈梦家住在一起，尽管物质生活很贫乏，但精神生活却很富有。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几人经常讨论一些关于学术和爱国救国之类的话题。

“此乃先生为一己学术地位计，有志治史学的人，当受益不浅。但先生并未从全国大学青年和时代急迫需要方面考虑。先成一教科书，国内青年学子将受惠无穷，还望先生思之”——就是陈梦家和钱穆在茶余饭后的闲谈，让钱穆产生了写作的动机。

联大成立之初，时局的动乱加上万里之遥的路途奔波，很多的设施都不具备，甚至是书本也不齐全，上课只能靠老师说、学生听的方式口耳相传。有些时候，很多的学生想对一些知识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却找不到合适的资料。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再加上跟陈梦家的那次闲谈，对史学颇有研究的钱穆决定写作一部能应时所需的通史——《国史大纲》。

目标树立以后，钱穆把绝大部分的心血都放在了写作《国史大纲》上。每次上完课后，他就独居在岩泉寺中专心写作。“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君一人独居，能耐得住这寂寞吗？”看到钱穆孤寂的写作环境，陈寅恪、初贺麟、汤用彤等人曾这样问他。“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也得耐。”钱穆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他面对寂寞的勇气和写作的决心。

“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怀着这样一颗忐忑不安和备受折磨的心，《国史大纲》在历史一年多的情况下于1939年6月终于成稿了。

唐僧取经必须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也不行！钱穆的《国史大纲》离出版还差“一难”。当钱穆把书稿交由商务印书出版社印刷时，因获“此书出版当获国人重视，故尤当郑重，并要求把‘洪杨之乱’改为‘太平天国’，将此章内容重新改写”这样一个批示，没能印刷。面对批示，钱穆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洪、杨起事与民族革命不同，如要改写，可由审查处自己加以改定。”结果是：“照原稿印行。”

1940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出版，被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