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物质文明严重冲击，东方文化出现了强烈的认同危机。钱穆以民族为己任，发誓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并且用毕生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这一志向和理想。

《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指的是读书明理的圣贤，他们的道德最高。阶层作为统治者的坚决拥护者以及社会的管理者，“士”历来都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上端。“士”是文化的继承者和承担者，“承担着‘知识’和‘社会良知’的双重角色”。在国家和民族遇到危难的时候，“士”必须勇敢地站起来，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担当，以身作则，引导和带动广大民众，改变混乱的社会现状。

面对当时文化认同混乱的社会现状，钱穆以“士”的身份，勇敢地站了出来，大胆地揭露人们思想认识的弊端，同时也积极地为社会的改变出谋划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钱穆指出，出现当前混乱现状的原因在于：面对金钱、利益等诱惑，现代中国人出现了无所适从的现状。在这次中西文化撞击的浪潮中，“近代史的人们并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是谁，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过去及过去中大家所熟悉的习惯、价值。”“可是，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们的举止及行为中，因此，对‘过去’的否定，无形中就是对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

而现在的士人，他们“传统的士人精神，在当今功利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恶性膨胀中失落了。”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堕落成了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已经没有了先进性已经没有了。他们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利益”“诱惑”等腐败的东西，却没学会洋人社会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现在的“士”，只讲索取，不懂奉献，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灵魂，没有了依靠。

如何做到两全其美：既能吸取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又能保持传统文化中精髓不受冲击？钱穆深深思索。

最终，钱穆认为，不管时局如何发展、世界如何改变，中国的民族文化不能被颠覆！要解决当前的危机，我们必须实行“文化自救”——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用我们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来改变我们的现状，进而寻求民族的新生。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东西，是我们的精髓所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摒弃。钱穆说：“历史文化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是我们这一代的元气，是我们这一代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的灵魂。我们必得有元气、有生命、有灵魂，始得解决我们当前的一切问题。元气断了，生命绝了，灵魂散了，一切也完了。”

钱穆一生著书立说无数，但他所有的书概括起来，都不外乎三种类型——要么是写文化传统的，要么是写国民性格特点的，要么就是写中国历史和事实的。不管写什么内容，他从来都没有抛弃自己的“士”人身份。所有的书中，他都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努力地传承着祖国的历史、文化。从他的书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精神。

提到钱穆，我们似乎总能看见一个志气昂扬的爱国士人，站在高山之上，对着迷惑茫然的国人，讲述着自己的经世治国之道。不厌其烦，不畏艰险，积极执著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里是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想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钱穆在素书楼家中为学生讲授知识分子中“士”的问题时对学生的这一回答，也是钱穆一生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