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写作的零度》中，花了不少篇幅对古典语言和现代诗语进行比较，结论是，古典语言，散文也好，诗也好，其机制是关系性的，它的字词起一种联系的渠道的作用，刚一出发即延伸向其他的字词，从此形成一个表层的语意链。现代诗的语言不然，它切断了这样的意图链，使字词获得了独立自足的价值。罗兰·巴特使用了“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一对术语来解释文学语言之古典和现代的差别：

古典语言的合理性机制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它并不意味着如下看法的话，即：自然是充实的，可把握的，无裂隙无阴影的，并整个地受言语圈套支配。古典语言永远可以归结为一种有说服力的连续体，它以对话为前提并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不是孤单的，言语永远没有事物的可怕重负，言语永远是和他人的交遇。

我们看到，在现代诗中情况正好相反，现代诗摧毁了语言的关系，并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聚集段。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发生了逆转。新的诗语的非连续性造成了一种中断性的自然图景，这样的自然只能一段段地显示出来。……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组成的非连续体，因为客体之间只有潜在的联系。……于是诗中字词的迸发作用产生了一种绝对客体，自然变成了一个由各垂直项组成的系列，客体陡然直立，充满着它的各种可能性。

古典语言之所以是连续性的，只因为其字词及其组合仅仅作为意义的导体而起作用，服务于一个外在的目的，目的一旦实现，字词就完成了使命。所谓“辞达而已矣”，也就有了登岸（“达”）舍舟（“辞”）的意思。这种字词的工具论者，一定会同意韩愈“文从字顺各识职”的主张，文字的“顺”、“从”意味着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和等级，意味着在意义的传递过程中各司其责，不能够因为寻求自我凸显而造成断裂，使接受者的领会受阻。古典主义者从来都讲求明确和秩序，道理就在这里。

罗兰·巴特的说法，实质上是以雅各布森（Raman Jakobson）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观点的变形，是把雅各布森依据其对等原则所揭示的诗性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差别，转入诗性语言的内部，而认为是古典与现代的差别。可是他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分别，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中国古代散文与骈文、古诗与律诗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对于中国古典诗文而言，语言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问题的核心，是对偶所起的作用。我们先说文，再说诗。

单行的散文是不讲对偶的，它总是表现为一个线性向前的语言序列。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采样：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分明是一环扣一环的语意链，行为和意念先后有序，字句由或隐或显的因果关系所制约。尽管因中国文言语法上天然的灵活性而有成分的省略—特别是在西方语言的比较之下—而显得极为简劲，富有节奏感，然而散文本质上还是一种关系性的语言机制，一种连续体。

骈文则有异于此。青木正儿在其《中国文学概说》中，论及“骈文之弊”，说：“四六的句格虽然是谐美，但是因为欲求整齐的缘故，往往省略助字，所以有碍于笔致之畅达，意义遂暧昧难解。对偶当然是修辞上的美观，但是因此行文纡余曲折，于是往往妨碍文脉的贯通。”笔致不畅达，文脉不贯通，且不论是不是骈文的弊端，但确实是骈文的特点，因为文字是双线平行的，总是给人语速缓慢甚至滞重的感觉。梁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