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答李翊书》说得很实在：“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可见“沉没在文字海里”的互文式写作，消极地说，乃是文学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不得已采取的普遍方式，绝非“多喝点唯一的源泉”就能解决的。我们由此方可以理解，为什么钟嵘批评用典的那番话语对于后世诗人并没有起多少警醒作用，诗坛上常见甚至盛行的，还是严羽所讥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不仅南朝如此，唐、宋亦如此，明、清仍复如此。而且，互文性的程度之高、表现之妙，往往成为衡量诗人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消极地看待用典在诗中的价值，我们就将失去大半个杜甫，差不多整个的李商隐，还有词中的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等。他们的写作，真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如果不将他们置于整个的文字海中，就无从说明他们的成就。

何况，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诗文里的用典“在在显示出古典作家试图把时间上的‘过去’拉向‘现在’的一种自觉，使得‘过去’能与作家当下所属的‘现在’具有一种‘同时代性’（contemporaneousness），并且以此唤起造就一种文化上的集体意识。”这揭示了互文性一个诡谲的特点：我们共时地看待一切联系着的文学作品，要多于历时地看待它们。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意义不可能孤立地得到说明，只有在与其他作家或作品的关系中才能体现，不管其他作家作品在此前还是在此后。甚至，先前的作品会因后起者而获得生命。这就是巴特所谓“常套的延伸，源起的颠倒，先前的文从后来的文中逸出来的从容不拘”。蒂费纳·萨莫瓦约说得好：

互文性没有时间可言；互文性排列文学的过去不是参照一段历史的顺序，而是参照一段记忆的顺序。这种记忆的激发基本对应了接受美学所探讨的“视野融合”的概念：在阅读中，时间改变了性质，阅读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时”的存在。

最后，说到底，钟嵘的《诗品》本身也是一部阐释“互文性”的批评经典。如果以为钟嵘推崇“直寻”的写法，他就一定会把生活看作是写作的源泉，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钟嵘最热衷的是细辨诸家的流别，其基本的批评模式是“其源出于某某”。从汉到齐、梁的一百多个诗人，钟嵘几乎一一指出了他们的诗之所祖。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即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式的互文性：“它从巴特那个由无数匿名引文组成的文本空间，转向由弗罗伊德家族档案组成的诗歌传统”。钟嵘追源溯流的努力，恰好印证了T. S. 艾略特的如下说法：“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现他们的不朽的地方。”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