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话问：“张先生，你有什么信仰吗？”

她笑笑：“没有。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从前带我长大的祖母倒是吃长素的佛教徒，心很诚的。可是我祖母从来不叫我信佛，也不要我吃素。她吃素，我在另一个小桌上吃荤菜。她的厨房都做素菜，唯一例外是给我炖汤，可以有荤的。”

我知道我们又扯远了，就想拢回到重庆的话题上。

“我给你讲一个在重庆演戏，跟梁实秋和老舍有关的故事吧。”老人家喝了一口茶——她家里总是备有上好的当年新绿茶，据说是大陆亲友们每年都惦记着给她隔洋捎来的新茶。

“当时教育部新成立了个礼乐馆，在北碚。要唱戏，劳军演出，重庆的人都要下来帮忙。那次演出是教育部组织的，梁实秋、老舍当时在编译馆做事，答应两人要出一个相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是丁西林，也懂音乐，他们负责搭台、装灯；我呢，就负责给唱戏的找配角。那场演出很盛大，来北碚的人很多，住不下的人都挤在礼乐馆里。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台化妆，梁实秋和老舍在边上练相声，一边练一边大笑，我就要他们先讲给我听听。老舍写相声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实秋是捧哏的。排练时，有一个老舍举着扇子要打的动作，梁实秋说：『你到时别真打，比比样子就好。』结果到了台上表演，说到兴头上，老舍的扇子一挥，真的就打过来了，梁实秋没有防备，这一打就把他眼镜打飞了！梁实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镜接住了。下面掌声大作，以为是他们俩故意设计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来一次）他们俩相对哈哈大笑，相声讲不下去啦……”

张先生轻声笑着，屋里的空气在欢快的回忆中跳跃着：“那一年到台湾，梁实秋跟我回忆起这一段跟老舍说相声的趣事，当时还录了音。前些年老舍的儿子舒乙到访耶鲁，我把这个录音和老舍与我的合照都让他带走了。这回（二○○七年春）我在北京开书画展览，舒乙在开幕式上讲了这个故事。可是他没讲对，我当场纠正他：当时梁实秋的眼镜没有被打掉，是打飞出去又一手接住啦！呵呵……”

老人对细节的清晰记忆，从来都让我们这些晚辈叹为观止。

我问：“什么是礼乐馆？你刚才好像说，你后来是从青木关搬到了北碚？”

“我从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搬到北碚，就是从原来教育部属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调到了新成立的礼乐馆。礼乐馆的成立也有一段来由：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忌日纪念活动中奏哀乐。蒋委员长说不对，人死超过三年，就不该奏哀乐了。一个国家，礼乐都不通，该要制礼作乐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办此事。后来就成立了礼乐馆。连乡下人结婚的婚礼，也要制订证婚的礼乐仪式。乡下人礼拜天可以到礼乐馆来，按新式礼仪结婚，由公证人公证，杨荫浏还给弹个钢琴伴奏什么的，仪式很简单，但隆重。”

我记得，“蒋委员长”好像在抗战时期提出过“新生活运动”之类的口号，也许这新成立的礼乐馆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便问：“能给我说说礼乐馆的故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