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礼乐馆直属教育部，馆长是汪东（汪旭初），礼、乐分开两组，卢冀野管礼组，杨荫浏管乐组，我是属于乐组的，负责做中国古乐，做外交仪式音乐，弘扬昆曲等国乐，从古诗里选出合适的诗词曲目做礼仪教化之用，等等。”老人又笑眯眯地提起一段佚事，“说起来，这个礼乐馆的馆长，还是我给保送的呢！教育部知道我跟沈尹默先生相熟，要我去请沈先生作礼乐馆馆长。我就去传话了。可沈先生说：『我不合适做。我只会闲里找忙，不会忙里偷闲，你去问旭初看看。我就去问汪旭初，一问他就答应了。他在北洋军阀时代做过相关礼乐的事情，当时是监察委员。他从监察院调到礼乐馆，也是个闲差使——呵呵，我这么说，倒把两个部都骂啦——我给自己找了一位上司，这位上司自然对我是很不错的。他亲自画了一本梅花送给我，可惜被我弄丢了。我当时二十多岁，他们管薪水的人，要在我的登记册上加几岁，这样可以领到平价米。我说我不要，他们说：『你不要我们要！』平价米可难吃啦，可那是战时，缺粮缺米呀！……”

我想象着那个战争年月，这位正在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教育部礼乐馆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旧宅、战场废墟间绽放的春兰秋菊，其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娇宠，也是不难想见的。难怪每提到重庆岁月，老人眉额间，总会掠过一片霞彩呢。

“搬到北碚以后，日军轰炸反而不多了。我们礼乐馆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离办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时间写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报拉响，而第二次警报还没响起来之间的时间。那段时间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写小楷不费墨，拿起笔来就可以写，直写到第二次警报响起才搁笔，几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报响起来，日军的空袭才真正到了。”老人说起重庆轰炸的岁月，也显得云淡风轻的，“当时的重庆市长——名字忘了，是梅校长（梅贻琦）的学生，来青木关教育部看校长来了，遇到了日本人轰炸，当时就跟我和梅校长一起跑到防空洞去，结果防空洞的前半部分都给炸掉了，很危险。可是那时候我们到重庆会朋友，都是到教育部的防空洞里约会，想想也挺有意思。”

我很好奇：“那时候炮火连天的，你这么一个娇女孩儿，天天跑警报，害怕吗？”

老人微笑着摇头：“抗战时我也逃过难，没黑没白地赶路，但身体能挺得过去，给了我很好的经验，也没有什么担惊受怕的。飞机就在头上，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习惯了，也就不害怕了。”

我说：“听下来，我觉得，重庆那段日子，是您一生中很有光彩的一段。”

老人微微颔首：“我那时候二十多岁，每个月领五十多块钱的薪水，还能资助我在昆明联大读书的五弟的生活费。那段时间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礼乐馆在嘉陵江边，江那边是复旦（大学）。我们要过江去，水很浅，可以走在石子上过江，不用小船。复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轻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们常常过江来找我玩，唱曲、写字、吟诗作画的，很热闹。我也常常过江去看他们，我过去，就住在九姑的家里。我前面提到的丁西林也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算忘年交。四九年后他在中国政府里好像有一定的位置，他还给我和汉思写过信，劝我们回去。记得他写过一个关于妙峰山的几幕戏，寄出来让我把它变成昆曲，我还真的为它度了曲，可惜，再没有机会唱给他听了……”

老人陷入了久远的遐想之中。我记下了一个个在史书册页里熟悉的名字，又好似听见了潮拍江岸，在浪花激流间荡起的笙歌弦管的声音。

谈话于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