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天大雪终于止停。在新英格兰，雪霁初晴的日子总是让人骋目抒怀的。给张先生打过电话后，我几乎是哼着歌，开车穿越白雪覆盖的原野。跳步迈上张家门槛，发现门已经虚掩着打开，老人笑盈盈地迎上来，说：“我走路慢，就先把门开着，不想让你等门。”我觉出老人今天的心情也很好——得，我可以敞开话题，让老人家聊聊汉思，说说她自己的这段异国婚恋故事了。

茶几案桌上，那本《卞之琳纪念文集》还放在一角，和其他几本字帖、杂书摞在一起。我知道，即便因白内障恶化视力锐减，除了坚持写字，老人每天还是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亲友寄赠的书她几乎是随到随读，或粗或细地浏览一遍。所以，有一回她向我说起“郭德纲”、“潜规则”与“男色消费”的话题，我吃了一大惊，连声笑着：“张先生，你很update（紧跟时尚）呀！”原来，那是她从三联书店给她新寄到的新书《话题2006》里读到的。

“你让我谈谈汉思呀？”张充和微微笑着，“是呀，我以往很少跟人谈起汉思，因为就是眼跟前的事情——虽然，汉思也走了好几年了。”张充和的先生——德裔美籍汉学家、耶鲁教授傅汉思（Hans H. Frankel），是二○○三年病逝的。

老人淡眉轻舒——岁月的图卷，又一次轻轻展开来了。

“我认识汉思是在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老人的话说得很直白，“抗战胜利后我先回了苏州，后来就到了北平，预备在北大开昆曲和书法的课，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开始学了。我当时住在沈从文家，汉思常到沈家来玩，就这样认识了。”

我笑道：“我在哪本书里读过沈先生一个回忆，说：『汉思开始还是登门找我学中文的，后来才发现，这位美国年轻人早转移了目标，根本不是冲我来的！』”

“是呀是呀，那时候，汉思一进门，沈先生就大叫：『四妹！找你的！』汉思当然是很主动的，我发现他人不错，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了。”

“汉思那时候的中文好么？”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你们日常交流，用什么语言？”

“当然是中文。那时候，他的中文马马虎虎能说，我的英文不好，他来到沈家，跟沈先生说的是中文，我三姐会说一点英文，就中、英文夹杂着跟他说话。我当时在北大红楼也有宿舍，但常住在沈家，汉思就常来。”

我记得从前看过汉思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位帅气儒雅的洋人小伙子，和一位秀外慧中的中国大家闺秀的结合，确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合璧”。

我问：“汉思又是怎么认识沈先生的呢？”

“他和沈先生是北大同事，沈先生喜欢在家里招待朋友，一来二去的就很熟了，他常常向沈先生请教一些与中文有关的问题。噢，对了，把汉思介绍给沈从文的，是……季羡林。”老人开始一下子记不起名字，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时候，沈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教写作，汉思在北大教拉丁文、希腊文和西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