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知道，从前，店铺里的伙计都要学师出师，就是受行当里的专业训练。像『荣宝斋』那种店铺的伙计，简直就是半个文物专家呢。”

“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又可靠的人。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老师都很熟。他当时比我们小，二十多出头吧，我至少大他十岁，因为买书卖书，跟汉思成了好朋友。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子出去玩。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不是非得要我们买，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他就四处给我们找。汉思不会讲价钱，他从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价钱。一套同文版石印本的《二十四史》，一根草绳一捆，用自行车就驮上门来了，才要我们二十块钱！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说：『汉思，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还便宜好多！』——呵呵，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当然，后来我们也把李新乾介绍给了沈先生。所以，那两年我们都不用上书店了，上书店反而找不到书，告诉李新乾，他是北平全通，对各种版本熟得很，没两下就给你找到了，还亲自送到家里来。我是后来做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做各种版本的目录，才明白李新乾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了不起。我和汉思结婚的时候，李新乾给我们送的礼物，就是书。所以，那个慌慌忙忙离开北平的早上，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交给他了。”

我想起中文里表达情义与信任的一个最高等级的俗语：“以身家性命相托。”在那个炮声隆隆的早晨，这一对中西“乱世佳人”与一位中国书店伙计之间的交情，成了这一成语的最佳注脚。

“那确是乱世之时的托付呀。”老人轻轻感叹着，语气很郑重，“我们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身边重要的东西，带着另一个女工人，就跟着领事上机场去了。整个家，都交给了李新乾帮我们处理安排——家用请他交给三姐；衣服杂物叫他送人也都送到了；他办事从来有条有理的，我们到美国后，他把我们的书都陆续寄到了。现在还在家里的那部《四部丛刊》全本，就是他给寄来的——那要花多少工夫呀！”老人的记忆，似乎忽然都变得明晰敞亮起来了，“对了，我都想起来了，他是那家叫『修绠堂』的小书店的伙计，当时才二十二岁。一九七八年我们第一次回中国——是汉思跟余英时他们一起先去，我随后跟着去的——我们还见过他，他早已经不卖书了，转做研究工作了，他学问做得很好，也常常写文章。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想要书，还找过他。我们从他那里，也帮赵元任要了一部《四部丛刊》，为陈世骧也order (预订)了一套。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了。”

我想起了什么：“你刚才说，你们当时，还带着另一个女工人上的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