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又是另一段故事。”张先生微微笑着，“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的……”

“后来，那位小挎奶奶，一直跟着你们么？”

“我们从青岛，先折回到苏州。小挎奶奶一直跟我回到苏州，就留在了苏州老家。小挎奶奶随身带了一个重重的包袱。到了上海我大姐家，我说：『你打开包袱，让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宝贝。』她打开来，都是一些破衣服，还有刷窗的刷子——因为出门前正刷着窗，她就把刷子也带过来了。逗得我哈哈大笑。”老人脸上溢满了笑意光彩，“汉思跟着我回苏州小住了一阵，南方也已经乱起来了。转眼到了四九年一月，我们从苏州出来，托人到南京办手续——按说我要跟汉思去美国，要办护照、身份什么的——可是南京已经不行了，我们在上海遇见了帮我们办手续的人，原来他已经从南京逃出来了。他叫郑泉白，扬州人，与丁西林是朋友，曾经到德国留学的水利工程师。记得他受过伤，有一条腿是义腿，他德文很好，国学也很好。对了，我画的那幅章士钊等很多人题咏过的《仕女图》，就是打仗的时候，在重庆大轰炸时，在他家画的。他的办公室连着防空洞，我在重庆时总是上他家去躲警报。他当时在中央研究院水利工程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和他们在一起。傅斯年脾气很坏，人家把东西堆在防空洞门口，他就大骂。我当时的上司是陈立夫，教育部长，他平时在青木关上班，有重要的事情才到重庆的办公室去。那时我在他手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平时就跟丁西林、郑泉白他们玩在一起……”

老人又散漫地说了开去，我却还惦记着小挎奶奶的故事。

“小挎奶奶呀，总是一副小孩子模样，当时二十一二岁，后来她就留在我们苏州家里做事，跟他的丈夫也团圆了。我走那天，我要吃一顿饭才上船，她要送我，我不让她去，她说她没看过大船，其实是找个理由，坚持要去送我。她看着我上船，就哭了，哭得很厉害，”老人敛住了笑容，“那以后，我和汉思就从上海上的船，到了美国。”

窗外一抹雪后初阳。老人轻轻结束了这个异国鸳鸯逃离战火的故事。“这是一个抱着一部《四部丛刊》去国弃家的中国女性。”我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浮起这句话。其实，那部《四部丛刊》，是李新乾日后为她寄到美国去的。深深留在我视野屏幕上的，还有那位手脚麻利的书店伙计和那位“小挎奶奶”，在乱世中与“张家四小姐”命运相纠结的素朴身影。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三日

七月十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