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看过一部好莱坞的老片子《君子协定》，因一种特别的感触而记忆至今。其中葛里高利·派克扮演一个极为成功的社会新闻记者，受命采访当代美国社会中犹太人遭歧视的现状。他欣然从命，此后却一筹莫展——因为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更因为纳粹暴行而善恶昭然、泾渭分明。任何一个文明人都耻于流露自己对犹太人的偏见，更不必说歧视。反犹，几乎可以说是文明社群的丑闻。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为此，派克造访了他“二战”时出生入死的战友——一个成功的犹太商人。后者对此极为慎重，几乎不置一词。对派克的追问，他的回答是：除非你生而为犹太人，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

此言倒使派克茅塞顿开，作为一个成功的记者，他的报道一向靠体验。比如报道矿工，就下井作业；报道无家可归者，就露宿街头。而这一次简单得多，派克在他“古老的德国姓氏”上加了几个元音，一变为“古老的犹太姓氏”，用括号附在他的门牌上，于是，他成了犹太人。变化立刻出现了，门房的态度变得暧昧美妙；女秘书的笑容多了同类间的亲昵，少了等级间的敬畏；完善周到的社会消费服务系统会不时地在他这里出现“失误”——“漏掉”了派克一家。他的孩子报名夏令营被拒绝，理由是名额已满，但事实上名额尚多，而绝对秘而不宣的规定是此夏令营不接纳犹太人。直到孩子在街上被其他上流社会的孩子唾骂、追打，因为他是“犹太猪”。一向自持、宽厚、富于人道情怀的派克陷于狂怒，他愤怒地前往质问，遇到的是家长们故作惊讶愤怒的敷衍，孩子刻毒、得意的鬼脸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态度。当派克再次造访他的犹太朋友时，后者开口了：现在你知道了。做犹太人意味着日复一日芒刺在背的生活，看不见的毒刺每天刺伤你，可你不能叫喊、抗议，因为你拿不到证据——一切太偶然、太琐屑；在屈尊的倾听、真实或造作的震惊面前，你显得神经过敏、小题大做，甚至是不知感恩，不懂天高地厚。

已不知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复述了故事，多大程度上添加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记住了这部好莱坞老片，不是因为煽情、细腻的叙事，不是因为其中的正义与良知；因为在影片中派克以发表他成功的报道《我做了九十天犹太人》而终止了自己的犹太人生涯，并且作为非犹太的、正义的美国公民而成就了一番拯救犹太人的伟业。但如果你真的生而为犹太人呢？看此片时我尚年轻。其时的感受是，只需将“犹太人”三个字转换为“女人”二字，便可尽现生为女人、生为不甘遵从男性规范的女人在妇女解放的社会中所独自咀嚼的辛酸，一份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的、琐琐屑屑的辛酸。“文明社群中的犹太人”似乎是新女性现实境遇的一个恰当的比喻，此后我发现了更恰当的说法，那就是“解放的妇女，犹如占领区的平民，解放了的黑奴”。也许后者更为准确，因为女人远不及犹太人“幸运”：犹太人或许可以去掉那几个元音而隐藏起自己的犹太身份，但女人无法藏起自己的性别，就像黑人无法洗去自己的肤色（否则迈克·杰克逊逐渐“变白”就不会成为社会新闻）。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千年历史可以不断被讲述，振聋发聩，但女人的历史却仍是幽冥和空白。生为女人，似乎是上苍的安排，但上苍安排了的，绝不仅是一个性别，而且是一个角色，一种命运。关于女人有太多的说法、太多的规定，你的一切行为都太容易被归类、被解释，尽管权威的阐释者自身对“女人”亦一无所知——一如弗洛伊德的哀叹：天哪！谁能告诉我女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