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女人，是一个不容片刻逃离的事实，尽管置身于“男女都一样”的社会场景之中。一切的一切——男人的目光、女人间的反馈、路人肆无忌惮的评论、堂而皇之地对女人生活的监督和窥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你的“身份”。大学时代，与初识的欧洲女孩子一起闲聊，说起如果有来生，所有的中国女人一律选做男人，多半欧洲女孩则毫不犹豫地愿做女人。其中一位陈述的理由是：做女人何其快活——有人开门、接大衣，承受怜香惜玉的卫护，周末有人相邀，且不付分文。彼时彼地，在座的中国女人（包括我）一式一律地羡慕起文明的西方。及至中国已经开化的今日，我亦将及不惑之年，方知如果你接受并成功地扮演一个女性角色，那么日子确乎好过得多，只是其间甘苦自知。问题是如果浩如烟海的女人规范与表述在你那里均告失效时，那你便成了一个怪物，一个可憎可疑的次品中的次品。做了混迹斯文间的女人，且身高越界（彼时尚未有时装模特这一光彩照人的职业，更未有以高瘦为美的时尚），更加单身而立之年，对此间的种种辛酸颇有体验。婚后丈夫提醒说，你的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受伤害”，才恍然明白，果然如此。太易受伤害，太易感觉伤害，便成了一种病态，至少是一种过敏。但此前无人问及亦无可验证的，是那些无形的毒刺是否存在，那伤害的事实是否为真，是否大人大量便可忽略不计。至少对我说来，确未遭公然歧视或“迫害”。但芒刺无所不在，多种多样。同是大学时，情同手足的男同学谆谆教诲：你的确出色，但你要先学会做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日后类似的忠告在同性、异性间时时可闻，使我渐入困惑迷惘：学会——做女人？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为什么是学会？那是一种技巧或技能吗？我何处不“像”女人了？究竟何为“女人”？何谓“女人”？这显然不是一个生理性别的概念，否则我自知自己是一个健全的、多少有些早熟的女人。渐次明白：须学会的是一种演技，做女人意味着惰性的扮演。女人，是一个明确界说，大同小异的角色：弱者、地母、贞女、荡妇或女巫。何其丰富的选择。剩下的是“男性化”，如果不说“变态”。

思考可以开始，芒刺并不因此消失。小有所成时，听到评价：一个女人，不易了！独身日久后便成了饭后茶余的话题：刻毒如“没人要”——附言曰：“谁敢要啊？！”阴险如“同性恋”——如是避女友唯恐不及；深谙女性心理者阐释，做了可耻的第三者，因此秘而不宣——自己守身如玉，自然悲愤异常。兴之所至淡施粉脂，配一胸饰时，男同事大悦，顿生亲昵云：这多好！平素你那三分男人气，吓得全体男同胞进入掩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之幸运，在于我尚未前往人才市场，所有的“人才”需求上注明：男性。如果说，文明社会耻于承认对犹太人的歧视，那么愈加文明的中国社会却越来越不掩饰他们的性别偏见与歧视。从“解放得过头了！你们还想要什么？”到“妇女解放代价惨痛。女人回到家里去，重建正常社会秩序”，尽管这无疑是昔日潘光旦的古老哀叹：妇女解放，弄得“男人无业，女人无家”；但社会变革，女工果然最先下岗。

女人，可以是烙上的红字，可以是荣耀的徽章。一旦世妇会召开，一旦三八节来临，女人可谓风光至极，而日后仍是不明不白的二等国民。妇女解放也成了老掉牙的官家滥套。困惑日久，创痛日久，终于宣称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夫妻间调侃：“男女平权可矣，何必女权？”相视而笑。只可惜社会的现实、文化心理平权之地尚远。是的，女性，而非女权。我更关注的是男权社会的性别文化构造，女人和男人在这依旧森严的性别秩序中的诸多扭曲。在文化的意义上，在社会性别中，本无天生的男人与女人，后天的构造、修剪使之然也。女性主义，或许是别一种不甚堂皇的理想主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戴锦华：学者。著有《浮出历史的地表》《镜与世俗神话》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