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状况到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有所改变。虽然仍未被纳入运动的主流，但少数女艺术家能够较为深入地进入超现实主义的圈子，并创作和参与展出。女艺术家乔琪亚·奥姬芙、弗里达·卡洛、汉娜·荷依都因为作品被归入超现实主义流派运动之中，而备受瞩目（尽管奥姬芙和弗里达从来都否认她们的作品与超现实主义有关）。德国达达主义运动最早的参与者汉娜·荷依，是第一位使用媒体资料来做拼贴艺术的人。但挑战一切惯性思维的达达主义男性成员们，却并不希望女人参加他们筹办的第一届国际展览。直至汉娜著文抗议力争，才得以参加。后来汉娜曾如此感叹：女性要在德国成为现代艺术家是不容易的……我们大部分的男性同僚都一致将我们当作迷人且有天赋的业余艺术家，却毫无理由地否认我们的专业地位。

正是由于像汉娜、奥姬芙和弗里达这样的女艺术家的努力，也由于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因为女性在20世纪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因此，女性终于可以有机会不但能参加男性艺术家的联展，偶尔也可以有幸举办自己的个展。

真正使事情得到改观的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尤其是美国西海岸女艺术家们联合组织的各种女艺术家协会。基于共同的认识，“女性很需要明确地建立自己的空间”，茱迪·芝加哥和米丽安·夏皮洛，这两位70年代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在洛杉矶建立起女性艺术团体“女性之家”。早期女性主义运动还采取到各大美术馆集会抗议的方式，抨击主流艺术势力对女性艺术家的不公正待遇。1985年，一批自称“世界的良心”的女性艺术者，以隐藏式的“检验组织”的身份（她们为了表示完全不追求个人成功而隐姓埋名），以海报、文字的方式公开批评有性别歧视的美术馆和画廊，抗议这些美术馆和画廊阻碍了女性艺术的流通和发展。经过数十年的抗争，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在当代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展出机会和流通机会逐步增多，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史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代女性艺术者为此付出了太多代价，她们的挑战和努力在当时并不为社会和艺术圈所接受，她们只是为后辈女艺术家做好了铺垫。当年最激进的女性主义倡导者“女性之家”的创立者夏皮洛曾这样感叹：当代女性主义者享有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诸如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因此失去所有的旧友，我们不能进入画廊），所有这一切努力之后获得的报酬。另一位艺术家瓦尔丁也这样说：当年“我们做过许多事，但得到展出机会的却是现在三十多岁的艺术家。她们的题材其实都是我们当年在做的……从这个观点来说，它似乎是成功的，因为这样的东西已被接受”。无论如何，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女性艺术无法流通的命运。现在女性艺术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展出、获奖、拍卖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