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作家的身体》，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他们是作家，对他们自己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而此事与我相距甚远。杜拉斯并不是否认自己的作家身份，她要否认的是那些否认身体的人。

否认身体，不是说他轻视身体，相反，是他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因爱惜而吝啬，因为他需要的是安全。这时的“笨拙”和罗兰·巴特情欲燃烧时话语音阶上的休止符不同，这样的“笨拙”更接近迟钝和麻木，因为思考的赘肉正悬挂在他高级的头颅上。知识分子对身体的漠视，来源于肉体和灵魂的古老敌意。灵魂是建筑的工程师，身体是材质，是旷野中采集而来的大理石，不具备结构功能，它被刀削斧砍，剔掉从荒原中挟裹而来的野蛮气息。所谓“高级”，是为了和动物做严格的区分。所以身体的首要禁忌就是裸露，而知识分子的写作伦理也根植于身体的禁忌之中。就是杜拉斯所说的那些人，他们的“漫不经心”体现在他们从不把自己放在文字之中，正如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传教士，他们在转述别人的痛苦，而从不经历痛苦。这样做是安全的，他们盛装出场，景仰的光环笼罩在他们周围。

我们为什么漠视身体，漠视源自对恐惧的逃避。身体当然不会直接导致恐惧，我们的恐惧来自禁忌。比如小女孩从小就被教导必须防范和抵制与男人的身体接触，接触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后果不堪设想。经过文化的涵养，禁忌成了文明的准则，谁要超越准则，就是反智的，是野蛮而低贱的。而知识分子的禁忌针对的是面具，他们像小女孩爱护身体一样地爱护自己的面具，他们以为这和廉耻有关，他们恨不得消灭自己欲望丛生的身体，极端的表现就是禁欲。所谓“卧薪尝胆”，所谓“卧冰求鱼”，所谓“杀身成仁”，身体遭受了摧毁性的折磨，这样才能出人头地，这样才能道德完美，如此的完美正是通过对身体的不道德行为而实现的。

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词语剧场中，“身体”这个主人公真是命运坎坷：一会儿是生产资料，一会儿是社会的主人；一会儿是“老黄牛”，一会儿是“铁姑娘”；一会儿是党的女儿，一会儿是人民之子。在这样表述的时候，“人”这个概念出现了，这类似长镜头，因为特写会暴露我们的缺陷，身体的缺陷。一个不服从缺陷的世界，必然充满了谎言，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能真正消灭我们的身体，因此尼采高喊：身体是我们唯一的准则。精神，太精神的结果，就是自我的过度膨胀，我们的身体变得粗笨滞重，囤积着太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脂肪，这和被驯化的绵羊更接近了。这些肥腻的脂肪掩埋了身体的真相，在国家话语的监视之下，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盛大仪式，一场和内心倾向、和身体的疼痛冷暖无关的大弥撒。我们的嗓音被国家机器印刷成标语和口号，肉嗓的风寒疼痛交付给身体独自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