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文立

本来中国是没什么严格意义的荡妇的。

春秋时期出过一些把女人做得乱七八糟的女人。鲁桓公的夫人文姜与同父异母的哥哥齐襄公兄妹恋爱，婚前传诗递柬，婚后明来暗往，被丈夫鲁桓公察觉了，这倒霉的丈夫竟遭齐襄公杀人灭口。陈国有个漂亮女子夏姬，青年寡居，国君陈灵公和两个心腹大夫仪行父、孔宁争着往她那儿跑，君不君臣不臣地弄成一锅杂烩汤，到头来被夏姬的儿子一齐宰了。周天子周襄王从狄国娶来的王后季隗私通小叔子太叔，东窗事发，太叔外逃，从季隗娘家搬了兵来，反打得周襄王弃国而逃，去诸侯那儿避难。

这些女人看似大失妇道、公然乱伦，但必须注意到，她们生于圣人出世之前。当时社会从原始形态脱胎未久，还留着野蛮的胎记，伦理尚不周密，法度更不健全。去之未远的殷纣王酒池肉林，随便观赏活人的骨髓，用文明社会的标准把他当暴君，不如实事求是地说，他还不是什么有型有款的人君，只是个大酋长，他的部族和他本人都还没退尽生番习气。直到周之世，晋文公落难的时候，还有臣下杀了自己的儿子给他充饥。要是当时文明的习性已足够强大，臣下怎么想得出拿人肉代替口粮的绝活儿？不心疼儿子，难道也不怕损害了主上的名声？只能说，直到五霸七雄那阵儿，乃至以后的好久好久，在中国，吃人肉这等事还都并不像现代人听说的中非那个皇帝吃人似的，让人匪夷所思，甚或天怒人怨，令天下变色作呕。在晋文公和他的同代人心目中，八成是认为，臣下的杀子之举最难得的是能为主子牺牲自己的儿子。至于人肉这一节，倒不怎么关键，人肉也是肉，吃了就吃了。

文姜、夏姬、季隗，公正地说主要是法盲，认定为荡妇未免有点儿不教而诛的意思。那时天不生仲尼，整个中国都还在暗夜中跌跌撞撞地摸索，还没学会怎么做文明人。

再说这些什么姜什么姬，故事都发生在宫廷里，没“荡”到民间去。而事涉宫廷的女人和故事，对于判断中国女性的状况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特权的存在对男人女人都一样。秦始皇有个浪荡母亲，害得千古一帝来历不明、血统不清；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姐妹荒淫无度，令朝野侧目。但她们能说明普通中国女性的什么？

普通的良家中国女性，我们知道，在《诗三百》中她们时常沐着春光在河畔和男子调笑，偶尔还在桑间濮上，来点“俟我于城隅”或“吉士诱之”。不过据孔子解释，却都是“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至多活泼点儿而已，谈不上“荡”。两汉古诗中，她们变得整体目不斜视，端方自重得胜似大理石板块，别说“荡”，连心态上轻浮点儿的都没一个。晋人、南北朝人时兴笔记，笔记大谈神异志怪，女神女怪时常来和人间男子金风玉露，她们该说是放而不荡，就算“荡”，也是女神女怪在“荡”，不是女人。只有一本《洛阳伽蓝记》，写到一堆不守清规的僧尼，但那是佛门败类，不是世俗生活中的淫男荡妇。这期间真正记录中国民间女性的是《烈女传》，里面更个顶个是贤德超群的正面形象了。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荡妇的历史一直持续到唐代，可谓历史悠久、积累深厚、源远流长。唐人除了继续研究神异志怪，还是大写女人和妓女的第一代中国人。妙的是不管他们写什么，似乎都能非常现代地把情与性、性与人格分离开来，把女性美和女性贞操分离开来。

我想，因为中国从来不大乐于承认民间的良家妇女也可能不满足于父母媒妁塞给她的那个丈夫，不大乐于承认她们也可能在种种情况下发生红杏出墙的情事性事，所以唐人差不多遗忘了荡妇这个概念。他们又是衷心喜爱女人的，假如只以贞节或者说初夜权来取舍女人，无异于自断了通向多种可爱女人的出路。唐人是豁达又聪明，他们懂得，既然自己心里和实际上都是巴望敞开面向所有动人的女子的，那又何必用贞节问题自打嘴巴使双方陷入难堪找不到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