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谈到，中国的身体更多的是被恶俗化而非媚俗化，因此似乎并不存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紧张，或者说精神并未对身体实施充分的殖民压力，身体也没有奋而起义试图迎回主权、收复失地。但事实并非如此。以“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制文化一直严格控制着“情”的活动空间，至于“欲”更是需要被消灭的一种恶。“理”是超出身体之外的普遍性，是逻辑清晰、堂而皇之的言说，“情”“欲”则囿于个体性的身体自身，只能在“理”的缝隙发出一点“我在的呢喃”，而在有的时候，甚至连这样的呢喃和呻吟也无容身之处。正是在这种“理”气势汹汹的境况下，由于“理”本身的无理性和相对性，试图逃离“理”的惩戒机制的“情”和“欲”选择了欺骗，孕育出符合某种生存需要的身体美学，身体遂被扭曲成毫无活力的畸物，如杂草在民间文化的肥沃土壤里疯长。于是就使身体在中国呈现出怎样的状况？成为恶俗化与媚俗化交媾而成的一个怪胎：主流叙事中的道德化身与文人狎妓式的色情美学共存，经典话语里的媚俗表演与民间文化里的恶俗演义对峙。其代表人物或文本分别是：关羽与李渔遥相呼应，性灵小品与《金瓶梅》同时风行。事实上，即使最切近身体的《金瓶梅》或“三言二拍”以及大量的民间故事，也都是存着媚俗之心的，因为它们喊出的并不是“健康肉体的声音”，而是在传递别的意旨，不管是道德的还是社会的，不管是打着“人间自有真情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是“宽容”“感恩”等招牌，骨子里都一样。

在媚俗精神的笼罩之下，我们的身体以及有关身体的叙事仍然充满了禁忌，这种禁忌未必来自外部的力量，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趋向。非要把身体的东西精神化，把平庸的事物抒情化，把形形色色的行为道德化，将之纳入一种无可置疑的话语轨道，使之听命于那个“形而上学台词的提示”。在今天，这种趋向最集中地体现于传媒之中。因此，当身体修辞甚嚣尘上、身体写作成为时尚、身体本身成为批判，我们一度还以为，这是身体开始说话，正在摆脱那个拖曳其后的“精神”影子，努力争取一个独立的位置。但是我们很快发现，在“宝贝”们的身体表演中、在“快感”名义下的柔声呼喊中、在“木子美”们的性爱游戏中，身体非但并未独立，反而因为其消费特性的凸显而更深地沉沦于不自由之境。身体不是身体，是资本，是消费品，是意象和符号，是品牌的包裹之物，是阶层权力的角斗场。难道这真的是身体的悖论：要么超越，要么沉沦——超出于自身之外，被媚俗的通天谎言所覆盖；沉沦于消费幻觉，被物性和阶层权力所修改？

人的身体应该获得一种“新的骄傲”。让我们记住尼采说过的这一句话：健康的肉体所说的话更加诚实、更加纯洁，健康的肉体本身完美而端庄，它诉说着尘世的意义。

吴志翔：编辑。著有《诗酒年华》《忧郁的享受》《性感的美学》等。

本文刊于《天涯》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