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却相信那时中国倡导女人守节，而并不一棍子打死失节。比如男人死了，最好是女人像《孔雀东南飞》里说的，一听见鸟叫就“寡妇起彷徨”，整夜地思考着要不要随男人而去；但倘若人家听了无动于衷，不肯劳神彷徨，或者彷徨过却没认真，有机会改嫁又照样改嫁了，甚或彷徨的结果是开门接纳了情人，文化也只是三缄其口，不提也罢。这才是孔子、老子、庄子的精神：不大树特树贞妇，天下始人含其贞；不大骂特骂荡妇，天下始人含其荡。亦贞亦荡，是为女人；启其贞而阻其荡，是为文化，是为男人。防妇之荡，甚于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子产不毁乡校，让男人有地方提意见发牢骚，又何必非让女人个个不要命地大贞大节？

那时儒家文化年富力强，对自己颇有信心，女人失节，事不算大。于是中国有贞女节妇，还有更多的社会不细究其贞节与否的女人。于是中国没有良家荡妇。

宋元明清，女人失节“事极大”了，失节突然成了明插标签的禁果。没这标签，夏娃不一定想到吃，吃了也是无意之失。有这标签，禁果便是诱惑，吃了便是犯规，也是挑战了。

中国便必然会有爱犯规好挑战的女人，非想试试品尝禁果，你没吃过我吃过，顶风作案快哉快哉。也必然会有偶然失节的女人，一想反正“事极大”了，后悔也后悔不了，弥补也弥补不来，索性放开了“荡”起来，一次也是“事极大”，一百次无非还是尔尔。还必然会有对“饿死事极小”感到不公、感到不忿的女人，“节”是我自己的事，凭什么由你们来决定我要不要为它饿死？我偏不饿死偏失节，其奈我何？更会有许多本来人们没顾上留意其节不节的女人，忽然发现，“失节”一下子是社会热点，是公众眼光的焦点了，大家全凝着神，专门往女人的“节”上打量，那点儿“事极大”的隐私全被觑个分明，浮出海面大白于天下，已经大白于天下，何不破罐子破摔？

荡妇出世，莫名其妙地和中国清官的出世同步。

以前，中国有功臣、有名臣、有忠臣、有良臣，只是没有所谓“清官”。连中国第一相诸葛孔明，似也未闻有人奉他为清官。清官只表示清明廉洁，内涵太小太单薄了，装不进功臣、名臣、忠臣、良臣的全部。不知怎的，到中国有了荡妇的时候，清官也一并出世了。包青天、海青天，朝朝代代出青天。

清官出世不是什么好事，总是国家江河日下、吏治混乱、官场昏浊、贪官赃官糊涂官日益增加的缘故。清与不清，对于官人原本应是最起码的尺度，现在却成为唯一的要求了。

这符合庄子的原则，清官在上，和天下之官人含其清是个二律背反。换过来说，就是唯其天下之官不能人含其清，才有一飞冲天、万众瞩目的清官。

可知历史到了该悖谬的时候，总是兵败如山倒，全方位地悖而且谬起来。后人再怎么诚惶诚恐以史为鉴，也无奈旁观者清的真理，到了自己入局，一样当局者迷起来。历史的经验真那么管用，中国有过一个殷鉴，以后就该只兴而不亡，让我们今天还穿着文王的大袍子，甩着周公的宽袖子，哪里用得几千年忙忙碌碌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秦鉴、汉鉴、晋鉴、唐鉴、宋鉴地后浪推前浪举国大折腾，闹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没完没了地“后人而复哀后人”？

宋代大势所趋的悖谬是，本来一个女性道德上限的“节”字，被降格为基本原则；本来一个官人素质下限的“清”字，被升华为至高典范。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北宋已经端倪初现，等金人打过来，张元干才惊呼“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岳飞才盟誓“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范成大才翘望“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张孝祥才长叹“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辛弃疾才宣称“看试手，补天裂”……都是太迟太迟了，哪儿救得了清官已出的赵宋朝廷、荡妇已出的大汉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