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出清官的，可能首先是百姓。这样的百姓，显然是被专横又软弱的国家机器欺压得走投无路了，遇上事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企盼一个清官，而一个清官确实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拯救。

抬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家是怎么一种人？

我想他们是一批儒人意识极强，偏又不幸生逢礼崩乐坏之时的儒人。这次可不是春秋年间——中国封建上升期那种血气方刚的狂欢式的礼崩乐坏了，现在它是缓慢地、不动声色地、渐进地腐烂衰退，正如老去的生命。理学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丧钟已隐隐敲响之际所余无多的一批纯种儒人，他们不只为一个朝代，还为一个时代无可逆转的腐烂、衰退忧心如焚，心折骨惊；他们还是没能挤入庙堂之高，进不上给君主的谏，管不了大政大局的寂寞的儒人。儒人活得累，自孔子已然，但其累到理学家当为最甚，累得登峰造极。前朝儒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面向一个理想，毕竟那时中国和儒都还年轻，理想再迂阔，也不是绝无希望。到了理学家，他们还能真的信什么周礼、克己复礼是永恒的济世丹方、不二法门？

他们又是家中有妻妾、家外有妓女的日子过得不错的男人。他们的朝代在这方面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灯火楼台，红巾翠袖，能揾英雄泪，也能揾儒人泪。心里有多少皱折，美人牙板儿轻敲，兰气儿微嘘，还有什么熨不平丢不下的。

我想，是男人的本性使理学家要妻要妾也要妓女，但纯正儒人的根性又让他们不能如鱼得水地放浪形骸、及时行乐。他们面对女人有说不清的障碍。的确，说不清。低眉顺眼的女人使他们习惯，又因为习惯而腻烦生厌。他们渴望陌生，可是失去了习惯，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寸面对女人呢？儒人和男人，天生有一些冲突。何况理学家嘴里念叨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再去对着“节”之外的女人，自处也真是艰难。

在一个纯正的儒人的人格面具已不合时宜的年代，理学家的夹生之处是不得不继续为自己选择它。选择什么人格面具不会是偶然的，能成为理学家的人必定原本就是心理性格有点儿各色的男人。缺了文人的才分和智商情商，又缺了政客的通达干练圆融，纯正儒人是最适合他们的人格面具了。儒人加才子，锦心绣口写漂亮文章名满天下；儒人加政客，仕途通达得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中国要想出人头地路很窄，要是写不出漂亮文章又走不通仕途，却不甘心做老百姓的话，唯一能获得成就感和社会承认的道路，就是使自己成为职业儒人。这面具愈纯正愈能掩盖心理性格的缺陷。大儒都会有点儿怪怪的，他们是步圣人踵武、不宜以常规对待的。

职业化的纯正儒人面临的困境是，圣人和圣人的言论已是顶峰，只允许诠释阐发，不允许突破，即所谓“述而不作”。但一味不作，言就立不起来。后世的儒人，便只能在作与不作之间左冲右突，夹缝里求生存，瓶颈中谋发展了。于是郑玄有云里雾里的“后妃之德”，董仲舒有神神道道的“天人感应”。江山代有儒人出，宋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还能想出什么作与不作之间的绝活儿、奇招来？

这批末世的儒人、有障碍的男人，把理学送给中国和社会，拿它做绝望世道的一剂还魂灵药；顺带着把“节”送给女人，拿“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女人当作救世仙丹理学的标配——实际上也是把女人之“节”送给自己。“不节”的女人，是理学家的酸葡萄，有了这个“节”的管束，未必能使她们变甜，但至少能教她们挂得高一些，大家都吃不着算完。

理学家是才分智商情商都不高的一种人，通达干练圆融都欠缺的一种人，他们不可能顾及一个常识：猛药岂起沉疴？

要女人全都“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无异要男人在大节上全够烈士品级，小节上全是柳下惠。男人能吗？理学家自己呢？够不够？是不是？有了理学和理学家的中国，荡妇不悍然出世才叫怪事。

匡文立：作家。著有《虞兮虞兮》《奢俭之际》等。

本文刊于《天涯》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