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成了他自己的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和其他客人一样，依照某种频率不时地造访，他对这位客人同样笑脸相迎，店小二的毛巾挂在肩膀一边，说：“您好！您请坐！您请喝茶！”和对待其他客人一样，他不敢深究，不去听取这位客人到底需要什么，他的真实想法、真实处境如何。对这个客人他也必须一视同仁，店主人的时间不多，还有别的客人在等着他呢。他是天下第一能够委屈自己的人。在他立志把别人的意愿当作自己的意愿、把别人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出发点之后，他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没有真相的、幻觉般的存在，原先属于他本人的那些念头、想法，不过是要死死捂住的“日间余思”（阿尔都塞语），它们永远不能出声，不能暴露其真实身份。于是“代理人”的生活被裁为两截：一方面，在光线到达之处，他同各式客人高谈阔论，汪洋恣肆，过一种想象中的“人上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光线不足的地方，他自己则像一只默不出声的蝙蝠，紧紧贴在潮湿、阴暗的墙壁上，无人问津，他自己也不过问。时间长了，这只蝙蝠由于没有任何抵达外界、吸取营养的通道，变得越来越枯萎、越来越失去真实的血肉，最后真的成了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其存在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文化人格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划分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里。即便在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的东西。需要回答的是，经过了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这套东西如今安在哉？简洁的答案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仍然在发挥作用。革命如何成了“革”自己的“命”，成了“灵魂深处闹革命”，成了取消任何私人空间、性别特征，乃至男女区分，便是说明。“把一切献给×”，这样一个句式居然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流行，应该说是奇观。如前所述，在古代，某些逻辑也只适合那些自愿加入这个游戏的人，而在20世纪却变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要争当尧舜，都要失去血肉、剜却自身，这样的思路不是在短短几十年内能够积累得起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五四时期的男性，在呼吁个性解放时，同时呼吁妇女解放，也为此做出了不小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性别的解放，却几乎没有触及。宦官阉割和妇女缠足，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两件事情，都可以看作是那个制度的核心表述，前者甚至比后者更为惨烈。

是不是可以把妇女缠足看作是男性在遭到“非雄化”的对待之后、在感到自身力量不足之后，对妇女所做出的严格限制？在美感方面对于男人所做出的补偿，是安抚性质的，被削弱的、裹了小脚的女人，不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任何威胁。如此，精神上残缺的男人和身体上残缺的女人，正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