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前夕，陈寅恪写下《忆故居》一诗，有句云：“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诗句对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表达了无限的怅然与苍凉。

再一次流离，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选择，还是一次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所以，虽然带着弱质妻女，自己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但陈寅恪这次永别北平，相较于一些被“抢运”者，走得还是相对从容。例如比起胡适，陈寅恪不仅能将全家带出，还能将托运书籍等琐事安排妥当，一些已经写成的手稿还能安然带走无遗落。这显示了陈的一家早已惯于漂泊。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非是文人的陈寅恪，竟在匆匆乘飞机的途中迸发出这样如杜鹃泣血般的诗句，可见当时陈寅恪心头悲鸣之深！

飞离北平的陈寅恪，究竟想在何处栖身？永远不甘寂寞的胡适，一离开机场便与陈寅恪告别。第三天，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庆祝“北大”五十校庆的会议，声泪俱下地痛说自己“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傅斯年则慷慨云“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其之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同一天晚上，在南京的蒋介石夫妇便把胡适招去，以祝贺胡适生日为名与胡作了长谈。二十九天后，胡适被聘为“总统资政”。其间，胡适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地。书生纵有献策安邦志，怎奈枭雄如蒋氏者也回天乏术，无法抹掉依附性质的一介书生又能怎样！4月6日，怀有万般心事的胡适，在上海登上客轮，奔赴美国，开始了将近十年客寓美国的生活。在茫茫汪洋大海之中，和着海浪的轻摇，胡适挥笔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内中有“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即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五年后大陆开展猛烈的“批判胡适派”运动，远在美国的胡适且羞且怒且自傲。也许包括胡适在内，世人大抵都忘记了1949年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书生在奋笔疾书。历史的渊源，有时总是简单地归结为通俗的因果循环相报。

另一位与陈寅恪有着数十年生死相知的老友吴宓（雨僧），此时正在武汉大学任教。这位与清华大学有着二十年情分的著名教授，在1946年清华在北平复校后，却弃舍了他最熟悉的生存环境——清华园，而受聘于武汉大学。四年后在共产党军队挺进江南地区的进军声中又西飞重庆，并在那里度过了坎坷曲折的三十年。川蜀的万重山岭销蚀了这位文学才华非凡的教授的才气，更销蚀了他的名气，以至他以后三十年是在屈辱、卑微与痛苦中度过，实为人生的一大悲哀。

1948年的吴宓，虽然远在千里外的武昌，但他仍一如既往关心着陈寅悖此时的吴宓，有机会到西安、广州等地讲学，一介书生，对时局的观察，亦大体能辨一二。故在这年的秋天，他向南国名校中山大学举荐陈寅恪到该校教书。吴宓此举，并非随手拈来之作，而是别有深意。尽管当时东北决战“国共”两方胜负尚未定局，但北国迟早将成共产党的天下这一点，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也能看出。由此，也可知陈寅恪晚年的一个重大抉择，即使密友如吴雨僧事前也不知晓。

陈寅恪一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从此，这位学术大师的晚年，便与一个人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个人，便是研治东南亚历史的学者、前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时为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