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在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悲壮的色彩要浓一些。当时的北平，国内的一流大学云集，时局的动荡，对于不少标榜“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学府影响不大。直到兵临城下，危城被围得铁桶一般时，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1948年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

胡适登机十分匆忙，在他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他数十年来与友朋间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他大概没有料到，二十年后，其中的一些信竟成为他早年得意的学生吴晗的一大罪证。胡适匆匆永别北平，可见当时局势之紧张。胡适的作用也许太大了。飞机在当天下午六时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飞机场，当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杭立武等人亲到机场迎接胡适，握手寒暄，致以慰问。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竟是在这样的局势与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诸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运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足有资格第一批离开北平。和胡适一样，陈寅恪在这个冬日离别北平，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一直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这一年他五十八岁。距他经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生活后重返清华园不到三年。

从此，陈寅恪开始经历另一个时代的漫长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挚友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他曾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正是在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国维的生命在陈寅恪的笔下获得了超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十九年后，陈寅恪离别北平，他将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对人生与文化作一种独特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在他身后益发见其意义。

六天后，也即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对着记者，梅贻琦说“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言下之意不胜唏嘘。第三日，梅贻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长。不久，梅辞谢教育部长一职，说是未能将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感到有愧云云。到此，国民党大规模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搁浅。梅贻琦不愿意正视这样的现实：相当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

陈寅恪也不愿意。

据曾受业于陈氏门下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回忆，北平被围之初，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的陈雪屏，受教育部的委托数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开北平，为陈坚拒。理由倒很简单，其时陈雪屏已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官方政治味道甚浓。陈寅恪之所以愿意和胡适一起离平，首先与胡适更像个学人这一点有关。六年后，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受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无法知道这位与胡适同一时代的人对胡的臧否，但从陈寅恪愿与胡适同机离平这一点，则大致可窥知陈寅恪对胡适的印象。

陈寅恪离开北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将大女儿带离北平，他不愿意爱女更深卷入其时在北平高校学生中已成时尚的“学生运动”。陈寅恪一生羁旅漂泊，幼年起便随家人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十二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漂泊于美国、德国及北欧等国家地区，直到三十六岁才栖身于清华园。但安稳的书斋生活不过十一年，四十七岁时便因抗日的烽火再次饱受生命迁移之苦。短短八年间，他或携妻带儿或与友朋流离于长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国等地。所有的流离之苦，已转化为兴亡之叹，其体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