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对海的体验是那样的刻骨铭心，1942年他一家乘难民船从香港回内地，在颠簸的海面上，陈寅恪对晕船的大女儿陈流求谈到了这“第一次”的感受：开始也是晕船卧倒不能动，以后逐渐锻炼出能在恶劣的天气与船上的水手共同进餐。从此，大海便成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据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中本人简历一栏所述，1904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本，进入东京巢鸭弘文学院读高中，次年秋天因脚气病回国，旋进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攻读。1909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即再次远游。191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文学。1911年，转瑞士Zürich（苏黎世）大学继续攻读“语言文学”。1912年陈寅恪归国，“在上海家中自修文史学”。1913年，陈寅恪第四次远游，在该年进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读书”。1915年，陈寅恪自欧洲归国，此后三年继续“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学”。1918年冬，陈寅恪第五次远涉重洋求学：头三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梵文”，至1921年秋；从1921年9月起，转至欧洲“德国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十数年间，陈寅恪颠簸于海上，又岂止迢迢万里！

但在他四十九岁这一年，大海无情地成为阻隔他生命飞越的一道障碍。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至欧洲的轮船停航，陈寅恪望海兴叹。遥望香港的洋面，陈寅恪根本想不到这一阻隔首尾竟达六年之久。

1939年9月的这场顿挫，给陈寅恪打击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略带宿命意味的句子：“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即使是通达的文化大师，面对命运的捉弄，所能感发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

无奈，陈寅恪只好独自重返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授课。

第二年的夏季，陈寅恪再一次从昆明抵达香港，渴望着能从这里踏上奔赴英伦的旅途。但很不幸，陈寅恪这一次赶赴香港仍不能搭上开往英国的海轮。于是陈寅恪决定停留香港，继续等候船期。这一停留，达两年之久。陈寅恪为何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急切希望到英国？首先，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国学人赴英伦研究学问，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发现了大量在大陆非常罕见的中国文献，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国文书等等。这些文献的发现，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学者。

敦煌学在三十年代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毕生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证的陈寅恪，在1930年曾在陈垣所著《敦煌劫余录》序言中饱含感情地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曾精辟地谈到“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近世学术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所以，被盗到英国的中国文献与佚籍，对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当有无限诱人的吸引力。陈寅恪自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