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海南岛文昌县人，1903年生。1920年入读岭南中学，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8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次年重返岭大。1934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并主持“南开”经济研究所及政治经济学院。到1948年为止，共在南开服务了十四年（内含西南联大八年）。纵览其一生，陈序经是个永不失厚道与雅量的教书匠。他对东南亚史研究的声誉，他出国留学的经历，以及他出生的籍贯，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云的机会。在三十年代的广东，同为“岭大”校友的林云陔，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数次劝时在学校教书的陈序经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一职，为陈所拒。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在广东碰到同乡陈序经，力邀陈担任驻泰国大使，并云“以君之声望，定能受到暹罗华侨的欢迎”。陈再拒。1949年国民党组织“战时内阁”，有意让陈担任教育部次长，陈三拒。

这位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教授，却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才能。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为教授服务的。”知人知心，优容雅量，是他从事管理的宗旨。这一点，早在他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便已名声在外了。当时法律系主任是燕树棠，其时燕在中国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个特点，甚少当律师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难，燕树棠只好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知道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恭作揖恳求燕氏“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一时传为趣话。

正是这种过人的器量与待人挚诚的吸引力，令陈序经在1949年前后创下了好几个值得一书的奇迹。前文提到的中国放射学权威谢志光，其时正去意彷徨，陈序经三番相请，结果谢志光不单自己来了，还带动了一批医学专家南下广州。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骅之命将数学研究所转移到台湾，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湾待了半年。当陈序经从其家属处得知姜立夫有离台意时，即写信邀姜立夫回大陆，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精心安排。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事”为由离台到达香港，陈序经立即请姜到岭南大学执教。自述“一不懂广东话，二不信基督教，和岭南环境不相宜”的姜立夫，就这样留在了广东。

因为姜立夫的到来，陈序经在岭大新设了数学系，聘姜为主任。这位公认的中国数学界现代数学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播种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院中有两位老导师的经历给了他很深的刺激。这两位导师年轻的时候美国尚未有高等数学，他们到德国哥丁根大学留学，立志为美国研究高等数学。最后用了三十年时间，将高等数学从德国搬到了美国。姜立夫也立志要将数学从美国搬回中国。192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姜立夫回到中国，在南开大学育才二十八年，桃李满天下。

姜立夫从台湾返回大陆，影响很大，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仁联名发来慰问电。五十年代初,国家筹建新的数研所，所长一职首先考虑姜立夫。时姜立夫已经六十岁，他在1950年赴京时以年老力衰亲自向郭沫若面辞。

姜立夫自台回大陆，对一个人同样有重大的影响，这人便是陈寅悖许是曾经同为“西南联大”教授，同是终生服膺“超政治、纯技术”（姜立夫语），这段时期姜、陈两人多有来往，交谈甚为投契。

这就是身处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在1949年能强烈感受到的身边四周特有的氛围。它有助于我们探寻陈寅恪与陈序经的心路轨迹，以及这两个学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砺的撞击点。

仅仅用爱国一词，已无法概括深植在“二陈”身上的那种特有的文化意蕴。也不足以解释那种对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