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有关当局明令各大学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陈序经坚决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最后还是由张伯苓出面说情，陈序经没有“入党”，院长还是继续当。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陈序经还是一名“无党派人士”。

1953年，新加坡酝酿筹办南洋大学，有意聘请陈序经为校长。中共华南分局书记陶铸知道此事后，赞成陈序经赴新加坡办学，陈序经却摇头。事后陈序经对其子女说，从南洋归国，其父就告诫他从此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这段嘱咐他铭记终身。南洋大学最后请了当时居住在美国的林语堂出任校长。林语堂举家去了新加坡，结果却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语堂以校长名义筹办南洋大学，终因与学校“执委会”意见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辞职。

终其一生，中国传统贤者“恭宽信敏惠”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陈序经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但正是这位谦谦君子，在三十年代却是力倡“全盘西化论”的得力猛将，名字与胡适等风行一时。数十年来，“全盘西化论”一直遭到社会的痛诋与围剿，今天已没有必要“为贤者讳”。陈序经很特别的一生与其很复杂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观与历史观，可以说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义上，这一典型永远有启迪与值得探寻的作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学，流传着这样几则无法证实的轶闻：其一，某次陈序经与陈寅恪同乘一辆小车进城，恰逢走到某处司机要倒车才能绕行，陈寅恪忽与陈序经打趣，陈校长，快捷如小车有时要倒倒车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盘西化”怕也要倒倒车了。陈序经闻言只是笑笑。其二，某日陈序经与陈寅恪同席吃饭，陈寅恪知道陈序经习惯用筷子，便笑着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来陈寅恪大半生已养成习惯，喜欢吃牛油、面包、牛奶等，故有此喷饭之语。

自然，这都是学者间的幽默趣事，不必当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陈”在个性上的差异及在文化同归之前殊途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文化与人这类形而上的话题显得分外亲切与分外有魅力。

就性格而言，陈寅恪孤清、倔傲，这与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关系；陈序经则谦和、优容。一刚一柔似无共通之处。就年龄而言，陈寅恪比陈序经大十三岁，亦师亦友；就经历而言，陈寅恪目睹过本世纪之初的社会裂变，与陈序经可算是两代人。陈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学十余年，陈序经亦有在东南亚、日本、美国、英国及德国游历与求学的经历，但在这两个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浓郁

的中国文化传统：陈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体字；二三十年代陈寅恪尚年青时，已是终年唐装长袍，典型的传统服饰打扮；带书籍资料上课讲学，多用一块布裹好提着上讲坛，此特征已成为清华学子辨认陈寅恪的最好标记。在极“左”年代一直为“全盘西化”罪名所累的陈序经，其生活方式与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国式的。

最后，最能沟通“二陈”精神世界的，恐怕莫过于灵魂深处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意识。

此点，成为二十世纪渴望做一个纯粹的学人那一类知识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涡而只好洁身自守最见品格的一个闪光点。

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