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冼玉清显然参与了陈寅恪的许多家事。大到和校方的应对，小到家中女儿在哪里读书、工作，甚至陈家女儿的婚恋等等，冼玉清都发表过意见。晚年的陈寅恪虽深居简出，但仍敏于时事，对现实有透彻的了解，这与冼玉清总及时地将外间见闻说与陈寅恪分享有很大的关系。

在陈寅恪初次感觉“过岭南来便隔天”的岭南生涯里，历史无法抹掉冼玉清在陈宅“活跃”的身影！

在这里，历史还能更深地透视出陈寅恪与冼玉清长达十数年的同病相怜、意气相投有着相似的与深刻的文化背景。

冼玉清十三岁即入私塾，其启蒙老师是二十世纪初“省港澳”一带享有声誉的陈荣衮。陈荣衮的道德观与文化观给了冼玉清终身的影响。

陈荣衮，字子褒，光绪十九年举人。同科与陈获得举人功名的，还有南海康有为。据说陈子褒的举人放榜名列于康有为之前。在后来康有为带头发起的“公车上书”中，陈子褒也参加了。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子褒和其他维新人士东渡日本留学考察。此一去，决定了陈子褒的后半生志向，认为要救中国需从教育入手，而教育须以妇孺为根本。日本归来后陈子褒设帐授业，自号“妇孺之仆”，致力小学基础教育和平民教育，先后在澳门、香港等地创办子褒学校及灌根书塾等，开一时之教育风气。

在同一时期，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干得更轰轰烈烈。1895年，陈宝箴授湖南巡抚一职，在此三个月前，帝都已发生

康有为等千余名举人痛感朝政腐败、丧权辱国，奋然上书痛陈变法的事件。年过六十的陈宝箴，藉此风云际会，怀“以一隅为天下倡，立中国富强之根基”的梦想，在湘省锐意整顿，除弊兴利，举荐维新风云人物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参与湘省的维新运动。一时全国瞩目，风气独标，气象一新。时陈三立随侍其父左右，襄助策划，亲身参与了这场对国与家都带来深刻影响的政治变革。可惜，短短的三年时间，对这两位“益切忧时爱国”、等待了大半生欲一展宏图的父子来说，显得是多么的紧迫与短暂。

冼玉清的道德学问、遗世独立，源自她那参与过公车上书的举人恩师；陈寅恪的兴亡之叹，则来自他顷刻间功名事业便尽毁的家庭变故。1898年9月，“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以“滥保匪人”罪名被朝廷夺职，陈三立也遭吏部除名，父子两人同被清廷宣告“永不叙用”。时陈寅恪八岁。直到1937年，陈三立伤中华之多难，倭寇毒焰正炽而辱不再生，绝食而死，陈寅恪经年关于家仇国恨的“兴亡情结”不但没有化解，相反越加凝重，更因渗透了人生的曲折而具有更伤痛的意味。

陈寅恪与冼玉清的交往，在陈寅恪的晚年，已超出了一般新知旧雨的友情，具有一种固有文化并不因时代的嬗变而迷失的相互寻觅、互为鼓励的精神。在剧变的社会里，其志节因得以固守带来对生存的肯定，从而引起交往双方精神上的愉悦。这一点，对晚年陈寅恪很重要。

其实，互为气类的心灵共鸣，早已在生命的历程上有了伏笔。1941年底，日本军队攻陷香港，香港大学停课，陈寅恪一家愁困港岛，望尽天涯路。当时痛失家园而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价值四十港元的“军票”，陈寅恪没有收下。但这一份情谊久久缠绕了一段很长的人生。二十四年后冼玉清不幸撒手人寰，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挽诗。诗云，“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