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个春秋犹年年思赠四十元的往事，可见此事给陈寅恪的印象有多深。历史更感兴趣的恐怕是一种相似的气节与品格。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欲请冼玉清出面主持香港的文化事业，为冼所拒。为免日人纠缠，冼玉清放弃隐居香港的打算，随校迁回内地。与此同时，陈寅恪亦为免日人纠缠，不仅拒不接受日军送上门的食物，而且很快也携妻女离港回到大陆。

1952年9月6日，冼玉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样检讨和回首自己的人生：“我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我讲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讲话常引经据典，强调每国都有其民族特点、文化背景与历史遗传，如毁弃自己的文化，其祸害不啻于亡国”；“我常游于古迹之间，临风独立，思古之幽情，神游超世，这些都是封建保守思想”；“我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谗受屈之人，于是专找这些人的材料而为其表白。”

冼的思想表白，剔除女性所特有的伤逝情怀，几与陈寅恪的人生观、文化观无异。晚年的陈寅恪，远离熟悉的北地，远离相随了许多年的友朋、学生，在岭南却意外地觅到了洞彻肺腑的知音，这只能感叹是天意。在那个思想渐趋一统的年代，像冼玉清如此袒露心迹，说出“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是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这样话语的人，无论是北地还是南疆，都可以说是很少见的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句话在陈寅恪南下栖身岭南之际，分量显得很重！冼玉清的确遗世独立得可爱。她自然被归入“封建落后、思想保守消极”一类人之中。她与陈寅恪的交往，多次被当年的中山大学比喻为“臭味相投”。1958年，在人人过关的“交心”运动中，冼玉清曾毫无保留地交出了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活思想”。

其一云，“‘言论自由，处士横议’，是旧名士的习惯。我觉得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写写歪诗，事实有之，反党则绝无此心。一生读线装书的人，是安分守常不会造反的，希望党相信他们多一点。”这段表白，似乎是冼玉清为当时“忠心耿耿而遭谗受屈之人”讨句公道话。以陈寅恪是冼玉清晚年最投契的挚友这一点去分析，“说说怪话，发发牢骚，写写歪诗，事实有之，反党则绝无此心”等数语的后面，总难抹去陈寅恪绝不同流的孤峭的身影。

最有意思的是其二，“解放后每逢开会，凡叫口号，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我看见这样剑拔弩张，有点不顺眼，认为世界真是变了”。冼玉清所抒发的尚是一个传统女性的感受，而陈寅恪流露的则是更有深意的感叹。1952年陈寅恪在一首题为《男旦》的诗中这样写道：“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比起冼教授对“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而感不满，陈寅恪对“改男造女”的社会风气的嘲讽，已提高到对学人气节、操行的评价这一层面上。可以这样说，陈、冼两人当年对“改男造女态全新”的现实，尚有更[动情与激烈的“横议”。

其三，冼玉清继续表白道，“有人检举我去香港传达情报，许多检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保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冼氏委屈之情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陈寅恪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这样写道：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