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暑假期间投奔陈寅恪的程曦，在1951年的夏天与岭南大学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当时岭南大学实行新的聘任制度，认为自己“以讲助的身份同教授开一样的课”的程曦，要求获得讲师职称。这时，容庚任主任的中文系答应聘程为讲师。问题就在于此时的中文系已不再聘陈寅恪为中文系教授，而程曦之所以能进入岭南大学，是凭着任陈寅恪专任助教的身份这一条件的。程曦若赴中文系任讲师，则无疑必辞去陈寅恪助手的工作。故吴宓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已改入历史系。而曦竟叛离寅恪，寅恪写读各事，均.夫人代职云云。”吴宓与陈寅恪情投意合，难免情感有所偏向，让我们客观地看看这件事的全过程吧。

程曦，1947年12月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随后在史语所担任历史组助理。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家闲居了半年的程曦，携妻南下广州投奔岭南大学，请求担任陈寅恪的助手。1951年为讲师职称问题程曦与校方闹得不可开交。5月底，学校教务长给程曦的复信中有如下句子，“你之所以未改换讲师名义，仅是为了年资问题。”

6月30日，容庚亲自给学校聘任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程曦自然是无法看到的，所以容庚在信中言词相当直露，留下了这一事件的一些最朴质的原貌。该信原文如下：“程曦君乃陈寅恪教授的助教，下学期陈教授专任历史系，程君拟请改用历史系名义。

且程君身有肺病性情乖僻，为保护同人的健康和本系的秩序起见，亦不拟再聘任。前次推荐程君为本系讲师函件应即撤销，此致。”

这封信表明，陈寅恪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高等学府为中文与历史两系合聘教授的历史结束。中文系变卦不聘用程曦，经此一闹，程也不会回到陈寅恪身边了。被容庚形容为“性情乖僻”的程曦去了香港。据香港大学人事部记录，程曦是在1951年10月15日正式被录用为香港大学中国语言学校的教员。八年后程曦离开了该校。程曦专长于古典艺术及词典史，从他在岭南大学的刊物上发表的诗词及艺术评论来看，程曦有一定程度的国学基矗

还有一件很巧合的事，五十年代前期在陈寅恪身边的一些学生，都先后患上肺结核病，有一段时间曾令唐筼忧心忡忡。

程曦不辞而别，对陈寅恪的影响很大，吴宓称为“叛离”。这在陈寅恪为师授业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事。陈寅恪从此有一年时间没有专任助教协助教学与著述。

与丈夫共患难二十多年的唐筼，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这位一直到离世仍是一名家庭妇女的女性，第一次以能干、坚强的形象出现在师生面前，赢得了师生的热爱。

程曦离走，也使历史政治学系的老师有机会更多地接近陈寅悖有时唐筼心脏病发作，系里的老师便临时充当陈寅恪的助手协助陈上课。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的材料。

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颂。

在这批慕名听课者中，有一个时年已四十岁的女性。黄萱就这样走进了陈寅恪的世界。

这是一个黄萱在开始只能仰视的世界。

她最初是出于好奇去听陈寅恪上课。她只是一名家庭妇女，有两点促使她走上了那条许多教授如朝圣般走过的小道：一是她就住在陈先生府第的斜对面，二是她曾受过好几年很严格的古文训练。黄萱的丈夫周寿恺，时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经常为陈寅恪夫妇看病，故周、陈两家便成为好邻居。